但院子里的日子，依姐家依然延续着新生命的诞生，妈妈在垃圾堆旁生下了自己的第四和第五个孩子。听到婴儿的哭声，赤膊穿着短裤的陈峰兴奋地跑出来观瞧。十天之后，还是在垃圾堆旁，趁着分拣垃圾的间隙，依姐妈妈哺乳着那个还粉嫩的新生儿。

　　在这个并不体面的环境里，院子里的人们不停歇地劳作，王久良觉得已经失去了探讨废旧塑料产业利弊的意义。“有些话说出来是对他们的不尊重。”

　　陈峰一直想买辆轿车，上网一查，废旧塑料生意攒下来的积蓄还不够10万元的车型。后来他倾尽一年加工塑料的积蓄，才买回了一辆二手轿车。

　　陈峰开车回家的路上，路旁正有人将无法加工的垃圾燃烧，浓烟升腾而上。王久良的镜头拍下了这一幕，他好像看到了一个悖论，在追求美好的同时丧失了美好。

　　改变的生活

　　两家人都希望在废旧塑料加工的营生里改变生活，但境遇不同，分歧也由此而来。

　　一次陈峰大声斥责依姐的父亲，进而动起手来。起因是依姐的父亲在分拣垃圾时不大认真，将可供加工的塑料白白地丢掉了。

　　“我不可能像你妈妈挑的那么仔细。”依姐的父亲也有着自己的抱怨，在领取报酬时，他还会表达出能多些收入的愿望。

　　另一纷争则来自依姐的教育问题，面对着王久良的镜头，依姐早早袒露了想回家上学的心愿。

　　在陈峰送自己儿子入学那天，也看出了依姐的心思，想带她一起去学校看看。但这遭到了依姐父亲坚决的阻拦，两个男人吵了起来，陈峰拉起依姐要走，小女孩看着父亲一脸怒色，缩回了自己的步子。

　　王久良知道陈峰是一片好意，也更理解依姐的爸爸。如果无力完成女儿的心愿却由别人“代劳”，一个父亲的尊严将就此崩塌。那天晚上依姐的父亲哭着闷下口酒，“穷人家的孩子聪明、懂事，就是没上过学，我也没有办法。”

　　过了一段时间，陈峰还是带依姐去了学校。那天正好是文艺演出的日子，看着台上唱唱跳跳的儿子，陈峰也哭了，依姐的眼里则满是茫然。

　　随着和王久良越来越亲近，依姐把回家上学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希望能帮着劝劝父亲。每当和父亲说起这个话题时，她开始不住地向王久良使着眼色。

　　王久良曾希望在自己的镜头下，能出现一个关于依姐上学波折的故事，一年过去，他发现单靠依姐父亲的决断，这个愿望已不大可能实现。

　　“外出打工后，老家的房子已经破败”“回去了意味着经济压力的增加”，依姐的父亲不缺少返乡艰难的理由。王久良不得已介入到了镜头下的这个故事里。他坚决地说“孩子上学的事没得商量”，并在和制片方商量后决定给依姐的教育提供资助。

　　返乡上学路

　　纪录片的第一个镜头始于一片集市上，那时9岁的依姐懵懂地看着镜头。两年之后的冬天，依姐和家人把分拣剩下的塑料包装贴在墙上，抵御风寒，王久良的拍摄也即将结束。

　　在离开院子半年之后，王久良和制片方出钱让依姐家买好车票，踏上返程。

　　故乡的一切熟悉又陌生，从公路到山顶村子的路程还是要坐上一个小时的摩托，依姐家老宅的屋顶却已瓦片脱落，能望见天空。

　　依姐如愿进了乡上的小学，那时一年级已经开课了一段日子。又过了一年，依姐的两个弟弟也跟随了姐姐的脚步，每天三个孩子结伴走上半个小时的山路去往学校。

　　只是回到故乡，似乎和外面的世界隔得有些远了。弟弟阿泽不大记得院子里堆放的垃圾，只是怀念那时自由自在的生活。他可以和依姐走很远的路去商店，给刚出生的弟弟买罐奶粉，回来时天已经擦黑。

　　但在村子里，从山顶到公路旁靠摩托车连接，往返一次也要百多元的花费。依姐很少有机会下山，阿泽有时靠着村里人办喜事，跟着送亲的队伍出去看看。

　　阿泽看过陈峰家的电脑，知道“网络”的存在，村子旁好像也在架设网络信号，能连通的日子不能确定。家里那台电视还循环播放着一些制作粗糙的卡拉OK和旧时碟片，阿泽熟悉的是像“林正英”这样在上世纪90年代才风靡的影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