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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上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新动能”为主题的第十六届中国经济论坛在人民日报社报告厅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厉以宁在致辞时指出,中国正在悄悄地进行一场人力资本革命,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 厉以宁指出,十八大之后中国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就是土地确权和土地的流转。中国农村的变化,光承包制不行,必须有土地确权,必须在土地确权基础上有土地流转,规模经济才能实现。 农村经济活力提升的同时催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城归”。“‘城归’就是,农村出去打工的农民经过了20年、10年,少的七八年,积累了经验,认识了朋友,有了点储蓄,更重要的有了技术,现在,农村又需要人,就干脆回来了。”厉以宁解释到。 厉以宁表示,据调查,目前“城归”已经占到4000万外出农民工的四分之一。土地确权了,土地流转了,“城归”回来了,给农村带来了变化。城乡户口一元化中国正在无声无息地进行,而且进行得非常快。农民在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以后,就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业。 厉以宁指出,外国人在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这个看法是不对的,旧的人口红利没有了,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人力资本的革命,实际上为中国下一步创新做准备。 演讲全文如下: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中国正在悄悄地进行一场人力资本革命。 大家都知道,工业化开始以后,必定需要劳动力,在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他们劳动力是从农村来的。19世纪后半期,中国因为在鸦片战争以后,开辟了通商口岸,所以外资又进入了,这个时候,中国也有第一批工业化时代的劳动力。他们同样是农民,譬如上海的工人从哪里来的?是苏北、苏南、浙江、安徽几个省去的。这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城乡二元户口制度,所以,当时要进城,你找到工作,工厂聘你,你就留在上海,就成为上海人了。然后,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会不断发生一些问题,发生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譬如在欧洲,在西欧国家,西欧国家农民进城了,但是,没有城乡二元户口制度,他进城以后,他妻子也就进城了,他生的小孩一起就带来了。这种情况在西欧是普遍的。但这些人不能够在城市里过着收入好的生活,为什么?因为妇女没工作,当时需要的工人都是重体力劳动的,采矿、机械那些的,他没有。这样的话,生活就困难,孩子也没有学校上学,也没有钱。所以,在它的工业化过程中,就必须解决怎么让妇女就业的问题。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依靠什么解决的呢?根据经济史的记载,靠缝纫机的发明。缝纫机发明以后,这个时候,一些服装厂就开始建立起来,他们招收的只有少数男工,男工是修机器或者是运输等方面的,主要工作的是妇女。用缝纫机还有一个好处,机器多了,价钱就开始下跌,工人就能买,工人买到了,缝纫机放家里,老婆就不用去打工了,自己家里做,送货到一个地方就行了,就成了一种承包制的情况,我包给你做。妇女就业的问题解决了。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我们从1958年以后,城乡二元户口制度确立下来。那个时候起,进城的工人,当时农村户口,不能转入城市,他老婆可以带进城,但融入不了城市社会,他的孩子可以进城,但是没有城市户口,上不了公立学校。这种情况在中国工业化的50年代后期已经开始,60年代都是如此。到了1979年以后,农村开始承包制,承包制实际上把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了。尽管当时对承包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中国在往前走,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当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争论是有的,但争论归争论,经济在往前走。回头一看,几年之后,大变样。一直在按经济发展的规律在走。这就是什么呢?你看,承包制在争论,争论以后,回头一看,几年过去了,结果呢?农产品增多了,粮票取消了,油票取消了,在变化。但是户口问题没有变,所以在城里工作很多年,就开始发生了一种情况,这人融入不了城市社会。 从中国70年代承包制开始以后,怎么会发生变化呢?这个变化在承包制以后,特别是在十八大开始之前,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农民工的供应赶不上需求了。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在变化,经济在变化,需要的劳动力应该是有质量的劳动力,单纯的出工劳动力,供给是越来越少,这方面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怎么办?就开始出现了怎么样把技工留在本地的问题。 (责任编辑:本港台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