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告诉北青报记者，电商通过互联网远程、虚拟交易，无法像传统交易那样眼见、耳闻、手触，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产品的存在，加上交易手段又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和快递商品，双方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没有实质接触，因此电商出现虚假宣传和假货的几率相对更大。

　　正因为这些问题，很多职业打假者并不愿意在电商方面投入太大精力，因为取证与诉讼都比较麻烦。

　　“你看这些微商，就跟游击战一样，连人在哪都不知道。”王海打开微信，展示着一家微商的公号。他告诉北青报记者，不少出售假冒伪劣产品的微商都是在朋友圈卖东西，这比在淘宝、京东等平台上维权更困难。成立微商打假队以来，他们接了两三起微商打假的项目，但最后都以和解告终。

　　“但互联网购物是一种趋势。”王海说。从锁定目标起，他们就做好了每一步的证据保全，包括网页截屏、购物实时录像。对于涉嫌价格欺诈的目标，还要阶段性记录商品价格，同时，还要把取证的材料送到公证机构做公证，把购买的物品送到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作为中间方，电商平台负有审查义务和事后补救的义务，atv，如果购买的商品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应积极协助维权。”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岳屾山解释道，“消费者如果发现商品问题，可以要求平台提供商户的信息，如果提供不出来，则可以向平台来主张权利。”

　　阿里巴巴公关部的相关员工称，他们一直在跟假货和虚假信息作斗争，并利用大数据进行打假。

　　“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假货作斗争，我们也有更多的品牌商能加入进来帮助我们打假，至于王海怎么做，那是他的个人自由，”对于王海这种职业打假人，阿里公关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对他没有什么态度，我们坚持努力做好我们自己。”

　　是正义，也是一门生意

　　和摩拳擦掌等着12点“一键下单购物车”的普通消费者不一样，他可不在乎打折，只想把这项100万的购物“专款”都花掉，按照《食品安全法》对于食品安全的规定——“消费者购买了生产者生产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可以获得10倍赔偿金；食品销售者即经销商，销售了‘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才承担赔偿损失，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

　　“逐利”，这是很多商家对他下的定论。尽管职业打假人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开奖，但外界对这个群体的争议一直存在着，有人称他们为“市场清道夫”，有的却指责他们为索赔而索赔。“他们说我不算是真正的消费者，”王海好气又好笑，“我买一瓶酒，非得喝掉或者送人才算是消费者吗？”

　　他并不掩饰对于利用索赔来赚钱的盈利形式，也不在乎外界的评价。“打假这件事情，本身就能实现正义。跟动机无关。”王海说，“我做这个事情，盈利不是第一追求。”

　　如今，他手下有三组打假队伍，近三十人，每个月，他要为此而支付30多万元的工资。这并不是一笔小数目，但依靠打假索赔，这个团队已经基本实现自给自足。王海告诉北青报记者，今年到现在，他因打假而获得的赔偿已经有五六百万元。

　　“除去做检测之类的成本，利润很小的。跟做骗子的获利不在一个层面。”王海强调。公司主营三种业务，帮消费者维权打假；知假买假；受雇于企业，替企业打假。第三种，是他生意的重头，曾经，一家知名净水机品牌慕名而来，付给他50万元，拜托他打击假冒产品。

　　相对于普通消费者和商家，法律界人士却更多持支持态度。在他们看来，职业打假人一般具有专业的辨假能力和维权法律知识，索赔成功的几率也会大很多。职业打假对净化市场和消费者利益保护都具有积极作用。

　　“如果商家没有假货，你紧张什么？如果你有假货，或者对自己经营的商品不自信，那就应该赶紧采取措施解决假货问题，而不是一味地纠结该谁管不该谁管。”陈音江说，“客观上，如果没有职业打假人，消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也很难起到真正的惩罚作用。”

　　从单打独斗到团队作战

　　“打假是个技术活儿，不能靠经验。”望着堆到天花板的酒，王海说。

　　经过两个多月的行动，已经有保健品、酒和海产品三个项目打算走司法程序了。团队里的4个律师时刻待命，只等待检测结果出来，就能进行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