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难以入户的，还有饮水。北沙因水而兴，低海拔地区水系相对发达，可山上的小塘村却没有一条河流经过。因为山区地下水采集困难，小塘村的饮水更多需要“看天”——村里修建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水柜收集雨水，这些依山而建的圆柱形建筑物成了村民们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冬季降雨偏少时，吃水就会成为很多村民的难题。而养殖和灌溉，则更像是一种奢侈。

　　也不是每个家庭都用得起水柜，一个容积100立方米的水柜大约需要1.5万元。秋冬季山泉枯竭时，不少一样修不起水柜的村民都要向邻居借水。

　　为了按时完成任务，刘锦云和其他村干部一起，研究出了一个脱贫规划表。表格里大致列出了小塘村贫困户的脱贫顺序，按照规划，2016～2018年这三年间，每年都会有一部分贫困户“摘帽”。

　　只是，徐四贯并不在第一批规划脱贫名单中。在村委会规划里，他将是最晚脱贫的群体之一。

　　“要让最容易脱贫的家庭优先摘帽。”

　　村委会门口总是一大早就有村民在外等候。有人想养牛，需要小额贷款；有人正在盖房，想要申请“危房改建”补助。门打开后，他们涌进办公室，把手中的表格摊在刘锦云面前，然后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紧张地握起双手，等待刘锦云的签字。

　　他们都是那部分要优先脱贫的村民，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后，他们的申请很快都得到了批复。

　　这些只是刘锦云工作的一小部分。办公室里，各式各样的表格堆满了整张桌子。大部分时间，刘锦云都在收集表格需要的数据，或者正在为完成表格里规定的某项指标发愁。

　　在众多数据采集工作中，“精准识别评分”是刘锦云来到小塘村后做的第一件大事。这项数据包含“住房”“家电”“农机”“饮水”“通电”“通路”“劳动力占比”等18项指标，每项指标都有详细的评分标准。得分在57分以下的，就被列为贫困户，分数越低贫困程度就越高。

　　这份工作让刘锦云见识了自己都从未想象过的贫穷。他几乎走完了村里所有的“窝棚”，熟悉那种人畜共处一室的味道；他也钻进过山洞，见到一对夫妇带着10个孩子生活在那里。小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因为没有衣服，他们只能轮流穿一条裤子。

　　他也去过徐四贯的家，给所有的项目打完分后，刘锦云在表格的最后填上了“36”的分数。这个分数意味着，在全村的贫困户里，徐四贯的生存状况处在中下等水平。

　　徐四贯并不知道，这样的低分正让自己离“脱贫”更远。那些在村委会第一批脱贫名单里、明年就可以脱贫的贫困户，大多都在50分左右。

　　“要让最容易脱贫的家庭优先摘帽。”几个村干部一脸严肃地解释。对他们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做法，也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时间不会给他们选择的机会。每年年底，乡政府都会委托第三方来验收扶贫成果，这是村委会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时刻。扶贫资金发到村里，如果验收时没有一点“看得见”的成效，资金去向就很难讲清楚，干部也逃不了问责。

　　更重要的是，每年的脱贫计划都是从上到下一级级安排下来的，如果完不成指标，就会耽误整个区域的脱贫工作，这是村干部不敢想象的。

　　“6月份‘危房改建’资金发下来，11月份就来验收。如果验收方看不到改建的房子，那怎么解释危改补贴花在哪了？”因为这样的担忧，刘锦云只能把“危房改造”补贴指标分给那些有能力建房的人。

　　为了防止有人“拿了钱不盖房”，村委会还有项不成文的规定：房子必须动工后才能领取补助。

　　“至少也得先砌出一面墙吧。”一位村干部解释说。

　　“政策到户”时，刘锦云也在徐四贯家里讲过这些补助政策。可徐四贯没有想过这些，每次谈到房子，他都会发出一声苦笑，然后不了了之。

　　就连他居住的地面坑坑洼洼的吊脚楼，也是他和哥哥的共同财产。父母去世后，兄弟二人共同搭起了这栋他们口中的“窝棚”，两家7口人共处一室，用帘子分割出各自的空间。

　　“危房改建”其实离他也很近。吊脚楼的上方就矗立着一栋楼房，遮挡住了他家的大部分阳光。那是他另外一个堂哥的家，两年前拿到1.8万元的“危改”款后，再加上东拼西凑来的20万元，堂哥盖起了这栋楼房。如今，村委会的贫困户名单上已经找不到房主的名字。

　　对于这样的处境，徐四贯已经“认命”。他清楚，自己连修地基的钱都拿不出，更不用说“砌一堵墙”。

　　“把补贴都给同一个人，马上就会有人告我们。”

　　在这大山深处，似乎没发生过“人定胜天”的故事。大山还保持着最原始的状态，荒草和不成材的树木恣意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