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中国南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贫困村的故事，它在任何方面都不足为奇，以至于我们可以忽略具体地点和人物——在文中，这些信息都使用了化名。

　　全国正在面临脱贫大考，将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涉及人口7000多万。党委和政府逐级立下了“军令状”。最近，针对部分地区在脱贫工作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倾向，国务院扶贫办发出通知，要求切断形式主义的思想根源，及时纠正扶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等倾向性苗头性问题，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最近派记者来到这个村子，与干部和村民们彻夜长谈，观察村庄在此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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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项空前迫切的规划来看，还有两年时间，徐四贯就将向贫困道别。

　　但是现在，他穷困潦倒的人生还看不出太多变化。

　　在南中国大山深处的北沙县留凤乡小塘村，这个27岁的年轻男子带着两个不满3岁的女儿，生活在四处漏风的木质吊脚楼里——用他的话说叫做“窝棚”。所有家当不外乎一张床、一口铁锅、两张凳子，以及几件胡乱塞在编织袋里的衣服。他们以一亩多地玉米和叫不出名的野菜为食。

　　一根小指粗的橡胶管，将几百米外的山泉一滴滴引进家中的水缸，为这个家庭提供水源，但到了冬季就将枯竭。

　　一年前，徐四贯的妻子从这样的生活中跑掉了，音信全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累计有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但截至2014年底，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仍有7000多万。根据顶层设计，到2020年要让这7000多万人都实现脱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说，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

　　在人类反贫困历史上，徐四贯所处的方位，从贫困程度和脱贫难度来说，都是异乎寻常的。

　　他所在的小塘村，这个2700多人的村子，贫困发生率为42.8%。

　　尽管村委会从上世纪90年代就把扶贫当作主要工作，但他们依然无法摘掉“贫困户”的帽子

　　在村委会里，42.8%这个数据正压得刘锦云喘不过气。他是县扶贫办派来的驻村第一书记，根据市里的要求，小塘村要在2018年底摘帽脱贫，也就是“把贫困发生率降到3%以下”。

　　“中央要求2020年全面脱贫，到省里又提前到了2019年，再到市里，又要求2018年。”当了20多年扶贫干部，刘锦云坦言自己从没经历过如此紧张的工作，“前面十几年的压力加起来都不及这两年大。”

　　尽管村委会从20世纪90年代就把扶贫当作主要工作，直播，但他们依然无法摘掉“贫困户”的帽子。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一类贫困村，今天必须撕掉“贫困”的标签。

　　在北沙县，几乎所有的公务员都能感受到这种压力。每个机关单位都有自己的挂点村，都要包村帮扶。

　　“不管在哪个单位，扶贫都能称得上最重要的绩效考核指标了。”在刘锦云看来，扶贫工作从未被摆到过如此的高度，“可以说是全县名副其实的第一政治任务。”

　　除了工作压力，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关于扶贫的会议也突然多了起来。之前县里几个月一场的扶贫专题会议，现在已经变成了“平均两个星期一次”。而每次去乡政府，刘锦云都要做好通宵开会的准备。

　　小塘村所在的留凤乡是北沙县贫困程度最高的乡镇之一，每次会议，新来的乡党委书记都要逐个分析每个行政村的情况。往往会议结束时，天色已经微亮。

　　这位乡党委书记连夜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阐述自己的扶贫理念，从深夜12点谈到凌晨5点。随后，这位80后的书记又直接上车，从县城赶往留凤乡，去走访乡里的贫困户。

　　留给扶贫干部的时间不是很多。在乡政府通往村子的路上，随处可见“全民致力扶贫”“打赢扶贫攻坚战”的标语，村委会的公告栏上贴满了补贴政策文件，县里派来的驻村干部也经常彻夜工作。

　　成绩显而易见。这几年，村口的砂石路铺成了水泥路，楼房也慢慢多了起来，傍晚的村路上开始有人把成群的牛羊往家赶。

　　一条“通屯路”修到了村里。只能供一辆车通过，上面零散地铺着一层石子。因为经常下雨，路面中部已经被车轮轧得拱起，两侧的轮印里灌满泥水。大部分时间，只有摩托车才能在这段坡度不低的路上行驶。

　　驻村书记说，“十二五”期间，这个村扶贫投入300万元就算达标，能够完成验收，但是那条路一公里的造价就高达46万元。

　　在小塘村，“通屯路”已经称得上“便利”的交通条件了。站在山顶俯瞰村子，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山里，十几个屯子零星地分散在各个山坳。这其中，还有7个屯子正在等待“通屯路”，j2直播，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这些屯子只能步行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