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飞洋经常跟我们说，工人维权通过政府的途径太慢，不会成功，只有听从‘服务部’安排，把事情搞大给工厂压力才会成功。”利得鞋厂工人代表高某某说。

　　在服务部要求下，利得鞋厂员工选出61名员工代表，后再选出13名核心谈判代表，高某某被列为首席代表。

　　2014年12月，发生两次集体停工，部分员工在生产的车间游行，喊口号，闹事，让其他生产的员工一起加入进来，停止生产。还有人将横幅挂在厂门口，阻止车辆通行1个多小时。

　　员工王某某表示，2015年4月初，他们5名员工代表与工厂的谈判已经有眉目了，只要再深入一点就基本可以谈妥了，然而努力付诸东流。

　　王某某介绍，2015年4月17日，由于他与其他4名员工代表属于温和派，主张用沟通和对话解决此次劳资纠纷，而服务部则要求采取激进的手段如集体停工、拦马路阻止车辆人员进出等方式解决，双方逐渐有分歧，服务部认为他们5名员工代表迟迟没有发动员工停工，没按照服务部的意愿开展工作，罢免了5人。

　　多名员工证实，2015年4月20日，服务部带领“员工纠察队”把工厂门口堵住，上千员工聚集，不让人和车正常出入，尤其是货运车辆，还有一些员工守在厂房车间的楼梯口，阻止员工上去开工。

　　停工一直持续了六天五夜，使该公司基本上处于瘫痪的状态。

　　番禺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显示，经鉴定，2015年4月停工期间，利得公司减少产值人民币270多万元，毛利减少人民币90多万元。

　　曾飞洋还声称：“我们服务部介入劳资纠纷的立场是一贯的，都是站在工人角度上介入，是为了给工人争取合法权益。服务部的角色是协助者、支持者，不派谈判顾问，不到现场。”

　　警方查明，服务部组织的维权行动从始至终，曾飞洋都要通过各种手段把控主导，是实际上的总指挥。

　　员工们说，在维权事件中，服务部工作人员孟晗（另案处理）奉曾飞洋之命操控选举工人代表，在停工现场指挥，不断怂恿煽动、将气氛引向狂热，毫不顾忌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虚名之下私欲膨胀

　　警方调查发现，近年来仅在珠三角地区，服务部参与策划的集体停工事件达到数十起，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保安、广州军区总医院护工、大学城环卫工人、南沙联盛鞋厂工人、恒宝首饰厂工人等集体停工事件的背后，都有曾飞洋与其“服务部”的身影。

　　法院查明，曾飞洋等人的“维权”也形成了固有的方式，具体实施的行为包括：

　　组织员工培训、给员工代表观看有停工、游行、拉横幅、喊口号等场景的视频，告知员工这些视频均是“成功案例”，示意员工效仿视频。

　　协助利得鞋厂各车间小组的员工选出员工代表、谈判代表，并对代表作了分工，实现员工组织化管理。要求员工代表要听话，听从服务部的指令，及时向服务部反馈员工停工动态，让员工代表在服务部与厂区员工间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要求员工要听员工代表指挥，用集体力量给厂方压力，迫使厂方与员工集体谈判，不给政府相关部门介入处理机会。

　　设立多个微信群，包括“员工代表群”、“利得员工群”，对员工代表作自媒体方面的培训，atv，要求员工代表将停工现场图片上传，实时掌握员工的动态，并对员工煽动、鼓动，在停工时则实时指挥员工代表开展各项行动。

　　制定谈判议案，传授谈判技巧，跟进谈判，总结分析，通过媒体宣传扩大服务部影响等。

　　法院认为，利得鞋厂三次停工期间集体行动的鼓动、发起、行动期间的实时指挥均在服务部及三被告人的掌控之中，三被告人在利得鞋厂集体停工及扰乱企业生产秩序行动中，起到了组织、策划、现场指挥及鼓动、串联等作用。

　　法院认为，曾飞洋在聚众扰乱企业生产秩序行为中负责策划、指挥，负责安排其他被告人的工作，是首要分子；汤欢兴负责网络媒体宣传，扩大“服务部”影响；朱小梅负责员工组织化管理，宣传、鼓动利得公司员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企业生产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

　　在一份悔过书中，曾飞洋自称，是根据“法不责众”的心理，以工人集体力量胁迫资方或者政府满足工人诉求，哪怕这种胁迫是明显的违法行为，法律也难以追究到参加集体维权行动的每一个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