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查明，有一次集体停工结束后，曾飞洋要召开庆功会。他事前掏钱请工人制作了一幅牌匾，上书“工运之星”四个大字，然后在庆功会上隆重地送给自己。

　　据服务部一名前员工表示，曾飞洋的办公室里挂满了各种牌匾和锦旗，都是他掏钱私下叫工人送的。

　　境外资助下敛财

　　曾飞洋一直打着“服务部”旗号对外活动。

　　据公安机关侦查发现，该服务部2007年已被工商部门注销登记，目前未在任何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属于非法组织。

　　据曾飞洋介绍，服务部成立初是收费服务，大约从2001年开始，逐渐接受境外机构、组织的资助。经初步查实，2008年以来，曾飞洋仅两个银行账户接受的境外资金就超过500万元人民币，有钱之后，打出免费为民工维权的旗号。

　　曾飞洋表示，账目主要记录服务部开支情况，开支包括工资，缴纳社保，各种活动的经费，接收的资金不入账，只记录流水账。

　　警方调查显示，曾飞洋多次出境接受培训，并长期向境外提供中国“劳工运动”的情况报告。

　　从2010年起，香港一家劳工组织每年向“服务部”提供70余万元“活动经费”，并负责发放曾飞洋的工资。相对应的，曾飞洋需要每月向其提交财务报表，并定期做出工作报告。

　　“服务部”的会计蒙某说，曾飞洋以前“每月要去香港一到两次”。

　　另外，该劳工组织也派人员入境参与服务部管理和维权活动的具体策划，并坐镇过工人罢工谈判的现场。

　　49岁的蔡娇曾任服务部出纳，负责一些财务账目。

　　如今，蔡娇却是对曾飞洋涉嫌犯罪的长期举报者之一。2007年起，他向有关部门多次实名举报，曾飞洋接受来历不明的境外资金资助，非法侵占财物、偷税漏税等。

　　“作为一个公益组织，账目应当公开透明，但是他从来没有向内部或者向社会公开过。”蔡娇说，服务部财务管理极其混乱，维持日常运作的钱，都是境外组织打给曾飞洋个人，曾飞洋再拿给他，“具体是哪些境外组织、具体给多少钱，我们谁都不知道。”

　　曾飞洋购买牙膏、牙刷、洗发水等个人用品的小票，以及一些没有实际发生的费用，都拿回“服务部”让蔡娇报销。在蔡娇多次拒绝配合后，曾飞洋将蔡娇排挤出服务部。

　　现任会计蒙某也证实曾飞洋多次指使虚开票据充账，骗取境外资金。“曾飞洋给我多少单据，我就录入多少单据，但有的单据是没有签名的。”蒙某说，“基本上每次帮工人讨薪成功后，都要举行庆功宴。有的时候我也奇怪，过了期的餐费也有。”

　　服务部员工朱小梅供述，“我们在服务部上班也没有签合同，曾飞洋拖欠工资，没加班费，我曾问过曾飞洋，他就说做公益要有付出精神，让我们不要计较这些。”

　　服务部员工汤欢兴介绍，工人得到短暂的利益之后，大部分工人也失业了，工厂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最大的受益者是服务部，机构的招牌更响了，曾飞洋在圈内的地位名气迅速高涨，可以更容易申请到境外资金。

　　“总指挥”

　　正是番禺区利得鞋厂集体停工一案，令曾飞洋与他的服务部最终跌落神坛。

　　根据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曾飞洋与服务部员工汤欢兴、朱小梅及同案人孟晗（另案处理），在2014年12月至2015年4月，组织利得鞋厂工人三次非法停工。通宵静坐围堵公司大门、拦截进出车辆，到生产车间、办公室聚集滋事，干扰其他员工工作，严重扰乱公司正常生产秩序。

　　公诉人向法院提请，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追究三人刑事责任。

　　多数利得鞋厂高管与工人对于三场集体停工仍然记忆犹新。

　　利得鞋厂总经理张某某回忆，鞋厂准备第二年搬迁到大岗镇，还未发布如何安置员工的公告。消息被工人知道后，有工人提出：如果不去大岗解除劳动合同的话，要求经济补偿；追缴社保；补买公积金；发放高温补贴；要求带薪年假；要求发放加班费。

　　“前面三点鞋厂答应，后面三点我们觉得不合理。” 张某某说，由此引发集体停工。

　　鞋厂员工主动找到服务部，请求维权。

　　鞋厂员工高某某介绍，2014年9月，“服务部”的工作人员给利得鞋厂的员工观看 “维权”视频，曾飞洋对工人说要坚持、团结，只要听服务部的安排和领导，停工就一定会达到目的。

　　曾飞洋连夜起草了附有13条诉求的谈判议案，工人每人按要求交了20元人民币的“团结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