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家境贫困难以承担手术费用，刁胜民来到南大寻求帮助。刁胜民在保卫处坐了一夜，次日，校方给了他1万元，但同时提出让他打个收条，写明“以后不再找学校”，刁胜民亲笔写下了这张收据。

　　20年来，姐姐首次询问警方侦办进展

　　2008年，刁爱云夫妻曾带着父亲一起向南京警方递交过救助申请，但是一直没有结果。当时，刁胜民已经行走困难，走一段就疼得需要歇歇。

　　2016年9月初，刁爱云再度找到南京警方。8日，鼓楼分局回复称，回去准备好材料上交，局里要进一步研究救助办法。

　　当年事发突然，没有留下任何手续。每当被警方要求提交材料时，刁爱云只能一遍遍地重复，“我是96年南大碎尸案死者刁爱青的姐姐，我叫刁爱云……”讲一遍，哭一遍。

　　20年，很多东西都在消失，有些痕迹却愈加清晰。

　　李季月说，在大街上听到《萍聚》，就会想起刁爱青。从前在寝室，刁爱青总喜欢放下帐子，打开小收音机，轻声唱和。

　　李季月还有一封刁爱青的信没来得及回，就被取证的警察带走了。信的落款写着，“小妹，1996年1月5日”。时间定格在刁爱青失踪的5天前。

　　9月1日，刁爱云刚把儿子送去外省上大学。临走时，多年前的那种不安再度袭来，“我送妹子去上学的时候，她19岁，我儿子今年也整整19岁。”

　　“好端端的一个人，无缘无故没了，人在世上就没有平安。”

　　这种莫名的心慌，曾长期攫取着刁爱云的心，事发后不久她就因心理压力过大而流产。

　　9月7日，刁爱云又去了一趟南大，路上听到有人卖唱，她特意穿过马路去找，“说不定是我妹子呢？”到了跟前，卖唱的中年女人摆着一块“救女”的牌子，劣质的音响嘶鸣，刁爱云愣愣地望着。

　　事实上，直到今年9月7日，刁爱云才第一次去侦办单位——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询问案情。“父母年纪也大了，也走不动了，事情总要有个结果。”

　　该局刑侦大队的工作人员回复说，案件还在侦办中，有了进展会通知家属。对方留了电话，刁爱云把纸条攥在手里，“我回家也有个说法”。

　　走出大门，刁爱云忽然涌出泪来，“人能有多少个二十年，我这一世还能不能等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