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地方行政区划出现变动。这一时期异地办学的典型是山东威海和河北秦皇岛，如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分校。

　　二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家高等教育规模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一些地方政府也在寻求新的增长点，并瞄准高新科技。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北大深圳研究生院、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

　　邢志杰认为，高校异地办学一般由地方政府主动发起，如珠海、威海、深圳等地。地方政府之所以希望引进高校来办学，与城市行政级别提高，希望借助创办高校来提升城市形象、知名度有关。地方也希望引进知名高校后，能为本地培养优秀高水平人才。

　　对高校而言，异地办学相当于延伸了自己的办学空间，也可将分校、校区作为对外交流的窗口。

　　不过，不是所有异地办学之路都通往成功。

　　《厦门日报》曾报道，2012年9月，厦门大学（以下简称“厦大”）开始将漳州校区万余名学生中的8200多人迁回校本部。

　　漳州校区2003年启用，主要供厦大大一、大二学生使用。但是随着2012年秋天厦大翔安校区建设完成，该校重新调整校区功能，不再有本科生入住。

　　《厦门日报》称，本科不同年级的两地分居而产生的校园文化、学长学姐引领作用的割裂，以及教学、实验不连贯等等，是厦大下决心将大一和大二迁回本部、并重启“整院制”的原因。

　　另一个尴尬案例是位于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

　　公开资料显示，东方大学城是我国第一座大学城，1999年10月奠基，2000年9月开城，累计有70多所院校（机构）在该地办学。

　　目前，大学城内的入驻院校仅9所，大多来自河北。一些优质院校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短暂入驻后又相继搬走。

　　多篇公开报道显示，异地办学成本增加、项目建设债务危机等问题，是东方大学城后续发展不顺的主要原因。

　　固定模式尚未形成

　　同样是异地办学，为什么有的较为成功，有的却黯然收场？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30余年来，国内异地办学并未形成固定模式，成败与否，和外部环境、合作双方综合实力、办学方式等方面有较大关联。

　　外部环境，主要指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地方发展诉求以及相关政策等。例如国内相当一部分异地办学案例，都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高校扩招的大背景下。

　　基于名校在培养人才、提高城市知名度、转化科研成果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地方政府往往也愿意寻求合作空间，提供包括土地、资金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具体合作中，校市双方综合实力成为重要考量。

　　“强强联合”更有利于异地办学。

　　这里的“强”，不仅指高校具有优质资源，atv，更要求地方具备较强的综合实力或鲜明的地域特色。例如威海、深圳、珠海等沿海城市，经济实力较强，对高校而言也更具吸引力。

　　相反，像安徽宣城、河北廊坊、福建漳州这类地市，城市本身综合实力一般，引进高校也寄希望于“以强带弱”，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出现师资力量不足、留不住人才、资金用地等问题。

　　此外，在办学方式上，有的分校或校区走上了“独立学院”的道路；有的分校或校区还在致力于向总部靠拢。有的分校或校区正在逐步建立自己的管理体系，在用人、资金使用方面有较大话语权；也有的分校或校区，管理权更多被总部掌握。

　　尽管这些年国内高校异地办学已取得一定成果，但无论分校还是校区，它们仍面临一些共性问题。

　　如王景瑞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大学异地办学的现状与问题研究》中表示，

　　多数异地办学的校区都是从零开始。由于缺少大学精神传承的根基，且受多方面因素限制，很难在短时间内具备与本部相对等的底蕴和内涵，导致分校的社会认可度也会相对降低。

　　在他看来，大学的异地办学校园大多远离主校区，但是时间一长，教师负担加重，高额的交通费用也会加大办学成本。

　　因此，异地办学的分校师资一般主要立足于独立引进和培养。但这样做，产生的直接后果是主校区与分校的师资整体水平的差距拉大，进而导致分校教学质量与本部院校教学质量的差距逐渐增大。

　　此外，王景瑞还提到，成熟的异地办学，高校与政府、社会之间都应保持着良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