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小刚显得很沮丧，他曾对读经教育抱有希望，希望能培养一些真正的能读经、为往圣继绝学的贤者和君子。但在这些孩子身上，他看不出这样的志向。

　　郑惟生的朋友圈，他已经对读经教育产生的困惑。

　　从狂热支持者到坚定反对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最早的一批曾被“圣贤教育”吸引的家长们，如今已从狂热支持者变成坚定的反对者。

　　数十个微信群里，他们每天都在讨论，如何以消防安全、办学资质、非法集资等理由向政府举报，让文礼书院关门。

　　而少年们心里，这种变化则更为微妙。

　　他们对十年读经教育的反叛，是余生再也不愿接触和国学有关的任何东西。

　　柯小刚发现，这些自考的学生，曾相信体制教育是糟粕，而现在，他们会很羡慕体制内的教育。

　　在对各种专业的憧憬里，他们更倾向于离国学远一点的，比如设计、国际关系。

　　柯小刚曾建议一位学生，以健康的学习方法学完经典，开学堂教书。这位学生反应强烈，觉得像噩梦一样，马上拒绝了，“宁死我也不干。”

　　“读经给他们的负面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整整十年，没有理智的乐趣，没有感受力的乐趣，没有想象力的乐趣，只有长年累月的无意义。”柯小刚说。

　　在郑惟生这里，反思读经之路，那是血肉模糊的厮杀--他的青春就是在读经中度过的，与局外人的反思不同，对读经的每一点怀疑，都是对他生命意义的怀疑，读经方法的所有失误，都是他生命的失误，他说，“我心如刀割”。

　　对读经教育的另一种反叛，在于学生们与家长的关系陷入紧张。

　　郑惟生读经九年，母亲陪读至少五年。到了读经末期，前路无着，母子俩都是一个头两个大，关系紧张，频繁爆发争吵。

　　2015年，他在内蒙古一所读经学堂耗了几个月，决定放弃包本。这决定是他独自做的。他不再愿意征求父母意见。

　　十七八岁时，李淑敏在家里呆了两年。那段近似空白的日子里，她每天都在复盘自己读经的经历，开始有真正的思考，和对自我认知的推翻。

　　说起去年去复旦大学旁听过的两节课，她脸色才变得松快，眉飞色舞起来。

　　历史系教授韩生讲魏晋史，无论是民族、部落还是农业、政治，都深入浅出，重在启发学生们的思考。台下的同学们，则思维自由，发言踊跃。

　　一个半小时的课，上了一个小时，老师就抱着水杯跑掉。剩下的时间让学生们“该玩儿玩儿去”。

　　还有一节是英裔女作家虹影的讲座，主题是“我的文学之路”。

　　虹影讲自己出生在重庆大院里，如何度过饥饿的童年，如何在艰难日子里写作。小小的教室坐满了人。

　　她觉得受到震撼，“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学的美，是这么多年我听过的，最浪漫、最感动的课程。”

　　李淑敏想起自己曾在读经学堂里摇头晃脑地背诵过，“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十年里，她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却在大学课堂里，真切地触摸到了。这意味有些讽刺。

　　（应采访对象要求，郑惟生、李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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