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个学生，每人一间十平方米的毛坯房，糊了粗糙的水泥，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没有暖气。也没有电子产品。学生们各占一座山头，不许互相来往。四下也没有村落，傍晚时山黑云暗，一两盏灯。12岁的孩子，没有这样的生活体验，不免有凄清之感。

　　漫长的冬日，四点半就要起床读经。寒风瑟瑟，小屋子里，只能听见自己背书的声音、窗外粗野的风声，火炕下柴火烧裂时毕剥的声音。

　　山上没得吃，他们就整月的吃南瓜。没有澡堂，整个冬天也就没洗澡。有一年春节，他甚至不被允许回家。

　　郑惟生说，他觉得最难克服的并不是生活的艰苦，而是求学的困惑。这里说是读经学堂，实际上是佛家的道场，堂主信仰佛教“净土宗”，宗教化极强。

　　郑惟生背诵的经典，虽然也包括四书五经的一部分，但更多的是净土宗的佛经。老师要求学生要“销落妄想”，以“禅定”的状态来背经。

　　佛经中的《普贤菩萨行愿品·别行疏抄》，全书十四万字。郑惟生背了整整一年。

　　背诵，不认字、不释义地背诵，就是这所学堂课程的全部。郑惟生认为，没有老师讲解，学生不理解文章意思，背诵是没有意义的。老师的观点则针锋相对，反对学生在成熟之前大量读书，“知道的知识越多，你的障碍越重”。

　　在一本经典背诵教材的序言中，编者明言：最好的读经老师不是人，而是复读机，或者会按下复读机开关按钮的人。

　　但老师之间也会意见不合。学堂里的老师，有些是体制内的小学教师，有些是佛教徒。郑惟生记得，一位老师要求学生学《弟子规》，全天劳作，一天擦桌子200遍；另一位老师则笃信佛法，要求全天背经。两人争起来，吵得不可开交。

　　学堂里有大量藏书，但大部分都被明令禁止阅读。如《史记》、《曾国藩家书》等都是禁书，理由就是老师反复强调这些书“增长所知障”，禁止读书是为了“培养清净心”。

　　刚开始，郑惟生被允许拥有一本《古代汉语词典》。他发现词典的词条释义中会引用古文例句，还能在背经典的间歇偷看零碎文句。但最后，老师发现他在偷偷理解词句的意思，词典也被没收了。

　　入学一年后，他被允许独立学习，便开始了一项冒险计划：每天午夜十一点，等老师入睡后，溜进另一座藏书山头的“往生堂”，打着手电筒读书。

　　他此后回忆：“在往生堂的手电光照中，我发现了另一个国学经典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生灵活现、熠熠生辉的。”他觉得那些被幽闭的精魂，才是斯文所系的命脉，而私塾的“读经教育”，则很可能是背道而驰的东西。

　　2012年，长长的书单也到了背完的时候。学堂生活的宗教化规定也变得更琐碎严格。比如要进行宗教仪式的早课，念佛、绕佛、拜佛；上厕所要先拍手三声，并念专门的咒语，提醒厕所里以排泄物为食的恶鬼；再比如不小心踩死昆虫，需要进行一整套的宗教仪式，给它超度。

　　摆在郑惟生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成为职业化的佛家居士，要么离开。他选择了后者。去了密云山中另外一个学堂继续读经。

　　这个学堂更加偏远。孤独的大山中，加上他在内，总共只有三个人七条狗。发电靠太阳能，雨天和大雪，还会断电。

　　这时，郑惟生已经长成15岁的少年。没有老师讲经，他独自背了1700多遍《弟子规》。

　　面目模糊的“最高学府”

　　浙江、福建两省交界处的温州市竹里乡，“文礼书院”就藏在一片山谷中，山涧深邃，翡翠色的河流，两岸是稠绿的树林。

　　在读经界，文礼书院是公认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体制教育里的清华北大。如果把读经比作一个流派，atv直播，那书院创始人王财贵，就是“读经派”的教主。他提倡“老实大量读经”已经多年。

　　文礼书院于2012年9月28日成立,每年招生两次，现在有学生33人。由王财贵亲自授课。

　　文礼书院入学条件极为严苛，学生们要通过“包本”，也就是对着录像机，一字不漏地背下《论语》、《孟子》、《佛经选》、《莎翁十四行诗》等30万字经典，才有入校资格。

　　文礼书院老师裴志广介绍，保守估计，全国至少有50家50位学生以上的读经学堂，宗旨就是帮助学生包本进入文礼书院。比如广州的明德堂，北京的千人行书院。

　　“这么算下来，已经有2500个孩子在等待进入这个书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