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击很快开始，张旭同不仅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甚至供出了班委做的其他“坏事”，以求减轻痛苦。几个班委在陆续接受电击治疗后，他们又反过来指认了张旭同在厕所里辱骂杨永信的事情。

　　刚休息一会，他又被自己“出卖”过的盟友送上了黑色的电击床。

　　据江一帆回忆，当时十几平方米大的小屋里，空调开到16摄氏度，却依旧燥热。大家围着治疗床站着，最靠近床边的是新来的盟友。房间里没有钟，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有人浑身哆嗦、有人瘫软、有人晕厥后被抬走。

　　空气中留下的是张旭同发出的“呜呜”声，以及仪器滴滴作响的声音。

　　后门被牢牢锁住，很多盟友能够减少恐惧的方法就是拼命地往后退。更多的人选择靠在了墙上。

　　江一帆浑身是汗，他可以感受到周边人的重量。“如果换我的话，就想一下电死多好。”他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当时张旭同不停地抽搐，“眼珠子都要出来了”。

　　惩罚持续到了深夜，当晚张旭同在电击台上休克了。

　　等到张旭同再次醒来时已经是中午，他在病房打着吊瓶，母亲就在旁边。他开始一直装睡，以逃避之后可能还要面对的治疗。可他还是被盟友发现后带走。

　　两周后，在新一轮的选举里，张旭同获得了20多票，再次当选为班委。

　　江一帆至今忘不了当时张旭同的样子：“像一具被抽走灵魂的驱壳，面无表情，眼泪往下流，一个劲地说：‘我都这样了，大家为什么还要把票投给我？’”

　　没多久，张旭同出院了。盟友间气氛有了变化。

　　“电击的恐惧，告密的戒备，大家更加能‘装’，大家将自己封锁起来。” 多年以后，江一帆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

　　大部分人刚出院那会儿，都会跟“打了鸡血一样”，保持一段时间在“四院”的状态。

　　江一帆也不例外，他用尽全力让父母满意。

　　最开始他的英语只有40分，爸妈皱着眉头；江一帆努力冲到了60分，爸妈还是觉得太偏科。英语分数最终冲到了90分。他说，当时真正的动力来自于恐惧：害怕表现不好，有可能再次被父母送回“四院”。

　　尽管当时备考压力很大，每两周江一帆还是会玩两个小时的《梦幻西游》。在他辍学打游戏的那两年，这款游戏让他的月收入达到5000元。

　　他满心以为只要考上大学，就能逃离父母的管控，逃离被送回“四院”的恐惧。可事实证明，他错了。

　　五

　　想要逃脱恐惧的不只有江一帆。

　　从四院出来后不久，张旭同也经历了一段非常“听话”的时间。

　　除了好好学习外，他下课后想去操场转一会儿都怕回家晚了惹父母生气；明明不高兴，见到父母却还要装做“谢谢你们让我重生了”的样子。

　　更痛苦的是忍受爱情的煎熬——想见女友。但恐惧时刻提醒着他：不行，你不能去。

　　爱情再一次战胜了恐惧，却引发了新一轮恐惧。他像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觉得每个角落都有眼睛注视着他，“见女友的事情迟早会被‘四院’发现”。

　　张旭同作好了和女朋友私奔的打算。因为女朋友名字中有一个同字，平时大家都喊她“大同”。两人决定去山西大同。

　　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也不敢带手机，坐了40多个小时火车后，来到一个连气候都不熟悉的城市。那是私奔第一站，也是最后一站。

　　张旭同找了一间100元一个月的出租屋安顿了下来，对未来满心期待。

　　但恐惧依旧如影随形，他怕“别动队”和亲戚会找过来，再一次被送进去。

　　身上的4000元很快花得差不多了，张旭同去劳务中介找工作。因为没有身份证，中介把他推荐到一家煤窑上班，一天赚50元钱。

　　他和几个皮肤黝黑、身体精瘦的人坐着五菱小面包车前往离大同100多公里的一个矿场。

　　一路上，张旭同还沉浸在找到工作的喜悦中。可到了矿场，电视节目里出现过的谋财害命的黑煤窑不断地在他脑子里晃。他最后步行逃回了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