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孩子们互称为盟友。盟友中选出班委，负责管理盟友；每个孩子都有家长陪同，再从中选出一些家长作为家长委员会，监督家长和盟友。

　　举报他人在这里是被鼓励的。任何人都能向家委或班委会报告他人的违规行为，这些违规行为以画圈的方式被记录下来。盟友每满5个圈就需要被电击一次。

　　最开始的日子，江一帆重复着死板的生活：上午上点评课进行思想教育；下午军训；晚上写日记，记录一天感想。

　　他以为只要“少说”，就能安然度过这几个月的治疗，不过后来他发现这个想法太“幼稚”。

　　有一次，学习委员问江一帆，为什么日记里把自己写得那么“积极”，而点评课举手发言却不积极呢？江一帆说：“没有不积极，只是我偏内向。”

　　结果这件事情成为点评课上讨论的焦点，主题就是“做人不能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课后江一帆被送去了“13号室”，接受电击。

　　有时候意想不到就踩了“雷”：有位女盟友甚至只是因为在窗边站了一会儿，就被认定为有“出逃嫌疑”而遭受电击。

　　江一帆发现，这里的任何人都不能信任，“即使是亲生父母”。

　　在“四院”，吃完药后，江一帆起初只是觉得非常平静，后来察觉到自己反应迟缓，做事总比别人慢半拍。

　　他的“冷淡”引来了母亲的不满，认为他在对父母使用“冷暴力”。江一帆辩驳了几句之后，母亲举报了他。被认定为“过于情绪化”后，他又接受了电击治疗。

　　被电次数多了，江一帆甚至能总结出不同的电流穿过大脑时的感觉。

　　“当电流为10毫安的时候，看到的是电视雪花点，当电流是20毫安的时候，看见的是一条黑白线。当电流是30毫安的时候，是一条更粗的黑白线。”

　　他还总结出“自保”的三条铁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讨好“掌握生杀大权”的班委和家长。

　　一次军训，一个盟友只因说了一句“我累了”，结果第二天就被班委举报，接受电击治疗。理由是“思想负面，不接受改造”。此后，这位盟友语言中所有的“累”字都换成了“不勤快”。

　　他还曾目睹过身为班委的张旭同，对一些看着不顺眼的盟友，立马施以50个俯卧撑的惩罚。

　　三

　　如今，张旭同在一家稳定的事业单位上班。

　　谈起当年当班委的日子，张旭同一下子来了兴致，“有种特权阶级的感觉”。

　　班委张旭同手中的权力不小，可以整治一些不太顺眼的盟友，甚至直接将对方送进“13号室”。

　　不仅如此，班委还享有更多自由，“就像县级干部一样，很多事情刷脸就可以。班委找个理由就能走出紧闭的大门。”张旭同说。

　　他批改盟友日记时，会仔细检查文字里有没有任何不良的思想苗头，如果日记中出现“被管教”3个字，开奖，他会以“不服从改造”为由送对方接受电击。

　　可能因为那届班委的行事过于张狂，不少盟友称他们是“黑委”。甚至有人提议要罢免班委。

　　不过，那些举手赞同罢免的盟友很多被送去电击治疗。

　　张旭同说，每天最开心的时候是趴在床铺上写日记。由于床铺靠窗，他可以偷偷地看着窗外的街道和行人，幻想着出院之后也能自由自在地走在街上。

　　如果运气好，他会成为“别动队”成员，出去放放风。“别动”二字就是“站着别动的意思”。队伍专门逮捕那些因为行为“走偏”、或需要第二次进“四院”的“再偏”盟友。

　　张旭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被派往山东泰安抓人。晚上9点，四五个人乘着一辆金杯救护车出发。第二天凌晨1点，车直接停在泰安的一家网吧门口。

　　张旭同在里头找到了那位“再偏”的盟友。这个人他认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当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有点放松。”张旭同说，“不是那种信任的感觉，是那种‘我终于要被抓回去了’，就像法治栏目里常说的，另一只鞋落地了。”

　　四

　　如果不是因为爱情，张旭同应该不会以那么痛苦的方式结束他在“四院”的第一次治疗。

　　在那段日子里，张旭同觉得自己的支点就是爱情，是在“黑暗”中的最后一点微光。

　　一天黄昏，张旭同和副班长一起，偷偷来到网戒中心的电脑房，把电脑屏幕的光亮调到最低，打开女友的QQ空间，留下了一句话：“快出院了，等我。”

　　可磨砂窗户透出的屏幕微光“出卖”了张旭同。他们被家委会的一名家长路过，抓了现行。

　　当晚8点多，很多盟友被叫进了“13号室”围观。江一帆就在现场。据江一帆回忆，晚上9点多，网戒中心负责人杨永信匆忙赶回医院来做治疗。

　　在接受治疗前，张旭同站在二楼的窗边，看见了楼下的母亲。天有点黑，他看不清楚她的脸，只听见她喊了一句至今都令他无比绝望的话。

　　“加大剂量，电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