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篇文字称“网瘾”是一种病，简称iads，虽与艾滋病（aids）缩写字母有所差别，但对于那些网络成瘾的孩子家长来说，危害和艾滋病一样可怕。

　　“我之所以能够办下去，这里政府支持我办下去，是因为都知道这是一件好事。”杨永信说。

　　据公开资料，今年4月，临沂市科技局在网戒中心召开了由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承担的科研课题“网瘾戒治综合干预（教育）模式的研究”科技成果鉴定会。

　　鉴定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科研成果综合技术填补国内空白，在国际上具有显著创新性，居国际先进水平，建议进一步扩大推广应用的范围。

　　“噩梦”

　　目前，网戒中心有130多名盟友在家长陪同下治疗。他们身着迷彩短袖，对面是一百多名家长，保持着同样的坐姿。看到记者和杨永信一众人，刷地一声起立。

　　但很多“盟友”称自己是被父母强制送到网戒中心，或者被“骗”到网戒中心的。

　　盟友们介绍，网戒中心有严格的作息制度，早上五点半起床出早操，上午八点开始点评课，下午写日记，每天晚上有辩论赛等活动。

　　网戒中心十分看重点评课。“点评课就像忏悔课，比如让孩子给家长跪下道歉，给父母拥抱。”曾言介绍。

　　2009年，曾言在网戒中心接受了7个月的治疗。

　　曾言认为，这种氛围是用高压营造出来的，“假如你在点评课上表现不好，不按照他们说的做，你就会被认为没有进步，就会受电击的惩罚。”

　　在“电击”疗法被爆出依然存在后，曾言组建了微信群，吸引了40多名盟友，他们说，“这个群，是我们难兄难弟的交流群。”

　　群里讨论十分热烈，大都在回忆在网戒中心接受治疗的经历，称为“噩梦”。

　　曾言出院后，他的父母认为效果不佳，想再把他送进去。

　　他以跳楼的方式抗议父母，“幸亏只是二楼，只是把脚崴了。”曾言说，“我宁愿去看守所，也不愿意去那里了。在看守所还有人道，在那里，就是集中营，没有人道。”

　　曾言刚刚去网戒中心不到一周，就被“电击”了，他被带到13号治疗室，“电压开到20毫安，我觉得浑身颤抖。”

　　曾言说，他看到所有被“电击”过的盟友，出来的时候都是精神恍惚。

　　“有人害怕，就逃走，逃走后被抓回来，继续电。”

　　曾言认为，自己在网戒中心还算电得少的，“我去第二周就懂里面的生存逻辑了，他们电我，是让我听话，按照他们说的做。”

　　“电完还要说谢谢。”盟友王兵说，那是他这辈子说得最违心的谢谢了。

　　曾言认为，atv，网戒中心不但对肉体进行摧残，还对你的人格进行摧残。他说，网戒中心实行“罚圈制”——盟友违反一次网戒中心的规定，就会被记上一个圈，积累到五个圈后，就会被送去“电击”。

　　网戒中心还鼓励盟友相互举报，举报一个可以减圈。

　　“整天住一个屋里的人都要相互提防，谁都对谁不信任。”曾言说。

　　曾言认为，从里面走出来的，都受了二次伤害，他说，自己的记忆力变得很差。

　　曾言说，“假如现在父母把我再送进去，我会和他们断绝关系。因为那是噩梦。”

　　有个盟友说，自己“三进宫”，最后一次家里企图再次送他进去，他和曾言一样选择了跳楼，后果比曾言严重——腿摔骨折了。

　　“救世主”

　　在网戒中心接受治疗的“病人”，并非全部因为网瘾，还有很多不听话、有暴力倾向的孩子也来到这里。

　　杨永信说，网瘾只是表象，他们多伴随着抑郁、精神分裂等症状，有的盟友甚至偷盗、吸毒。

　　高杨也认为网戒中心叫“极端问题孩子康复中心”更为合适。

　　高杨的眼窝位置，至今还有些淤青，他说，那是四个月前被儿子高多打的。

　　年近50岁的高杨是一名副处级干部，妻子是一名中学校长，但他最说不出口的是自己的儿子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