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主观原因除了整个区域巨大的工业排放基数外,北京偏南区域秋收换播季节秸秆燃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近年来北京及京津冀秋季重霾污染形成过程的机理研究表明,高架源的高排高放和大面积的秸秆燃烧造成大量细颗粒物的排放,在弱偏南风或静风的气象条件下,污染水平扩散微弱,弥漫在大气较高层中的原始排放颗粒物造成对阳光的散射和吸收,一方面耗散辐射能量造成上部空气升温,另一方面阻挡了部分太阳辐射到达地面造成地面温度下降,更易形成稳定的大气边界层逆温结构。这个逆温层就像一个“大罩子”罩住了京津冀城市群,造成局地污染排放难以对流扩散,并且“大罩子”中的各种化学物质相互反应,生成了大量新的粒子——“二次颗粒物”。不难想象,此时哪里的地面污染源排放越多,哪里的空气污染就会越加严重。北京的机动车排放污染最多,因此重度污染红色预警时停驶部分机动车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气污染的严重程度。但这一秋季重污染形成的始作俑者却是区域高架源和秸秆燃烧。作为应急措施可以停驶部分机动车辆,但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必须从区域联防联控着手,消减大型点源和面源污染的原始排放量。 卫星资料显示,2013-2015 年,全国NO2和SO2垂直柱浓度年均值总体呈下降趋势,与地面监测数据分析结果一致,气溶胶光学厚度(AOD)呈现波动变化。北京市NO2和 SO2柱总量分别下降15%和48%。卫星观测的北京大气气溶胶光学厚度(AOD)2014年比2013年增加9%,2015年又降至2013 年水平。地面遥测AOD变化与卫星观测值总体趋势一致,但绝对值高于卫星观测值,其原因是由于探测技术的局限性,卫星观测AOD结果有效值的平均低于实际的20%—30%,有些地区的观测偏差更大(如四川盆地)。卫星AOD数据仅能作为地面观测数据趋势判断的一个参考。 北京市PM2.5治理初见成效,但2017年难以达到60μg/m3,有当初对治理进程过于乐观的估计,也有治理过程中难以预料的难题,尤其是区域协同治理的问题,其对北京重霾污染过程形成的作用一直在被低估。例如,不能仅从近地面 PM2.5的源解析结果判断北京周边高架工业源和生物质燃烧源对北京重霾形成的作用大小,其对整个区域大气边界层的影响和对大气污染物容量的降低作用一直在被低估,很可能影响到整个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控措施的制定和效果的评估,也有可能是北京“力气下的很大,但收效不显著”的重要原因。全国城市大气 O3问题日渐显现。2015 年,全国74个重点城市O3日最大8小时平均浓度第90百分位数在95-203μg/m3,平均为150 μg/m3,较2013年上升7.9%;超标城市由2013年的17个升至2015年的28个,超标城市的比例达37.8%,升高14.8个百分点。与2014年相比,2015年161个城市O3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第90百分位数上升了3.6%,日均值超标天数上升了0.8个百分点,超标城市增加了9个。 北京大气O3问题更为严峻。2015年,北京大气 O3日最大8小时平均浓度第90百分位数为203μg/m3 ,较2014 年、2013年的200μg/m3、188 μg/m3分别上升1.5%和8.0%;以O3 的8小时日最大浓度为指标,2013-2015年北京大气O3的8小时日最大浓度分别为267μg/m3、311μg/m3和283μg/m3。近3年北京大气O3浓度水平高、增长速度快,并且以O3为首要污染物污染天数也持续增加。2015 年,北京以O3为首要污染物污染天数为56天,较2014 年、 2013 年的50天和43天分别上升12%和30%;同样,2015年北京O3超标天数为69天,较2014 年的59天上升17%。北京大气颗粒物污染严重,但相对周边城市浓度水平并不是最高;O3污染则不同,不但夏季超标天数多,而且浓度水平在京津冀乃至全国均处最高水平。2013-2015年,无论是O3日最大8 小时平均浓度第90百分位数还是O3的8小时日最大浓度,北京均是京津冀区域内浓度水平最高的城市,分别较区域平均浓度水平高23%和16%,相应地,北京也是京津冀地区以O3为首要污染物污染天数和O3超标天数最多的城市,分别较区域平均天数高73%和102%。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北京大气 O3浓度除2013年低于济南的190μg/m3外,2014年和2015年北京大气O3日最大8小时平均浓度第90百分位数均为全国74个重点城市之最。 北京大气PM2.5浓度呈现冬秋季节“高”,夏春季节低;而O3在“春末-夏季-秋初”都会出现超标的“高”值。“双高”污染的反季节出现,造成全市居民全年均生活在较差质量的空气环境中。2016年上半年,北京入夏以来O3污染高值频现,将北京市空气质量拖入了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338个)空气质量排名的后10名。 2013-2015年PM2.5月平均浓度和O3日最大8小时平均浓度第90百分位数 (责任编辑:本港台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