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华坦言：“维护生态是给人类做贡献，没有给地方做贡献，反而还产生渔民转产等矛盾，限制地方政府工业项目落地等等，一定程度上得不到地方的支持与配合。”

　　由于规划保护涉及渔民转产转业，按照当初的政策，渔民安置是地方政府的职责和任务，但是转产上岸的渔民年年都到保护区门前闹事。“拦车、锁门都有，地方政府安置不力，最后麻烦事就落在保护区头上。”

　　第三，保护区的水量，保护区没有发言权。天鹅洲保护区在1998年前是与长江连通的，1998年大洪水后，故道的上游修建起了堤防，阻断了长江水，使得保护区成了死水，只能依靠下游的天鹅洲闸排水或者从长江引水。

　　但是保护区至关重要的泵站管辖权在地方水利部门手里，每次都是本港台直播们去求开奖直播们放水、抽水。”张振华说，保护区的需求并不是水利部门首要考量的因素，开奖直播们要考虑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利益。如果放水，就会淹掉一些农民的违法占用的滩涂，如果抽水可能造成农民取水困难，所以每次协调保护区的水量都大费周章。

　　破解之道：加快经济转型，加大执法力度

　　在危起伟、张振华等专家看来，保护区面临的困境主要在于地方发展与生态保护还不相协调，法律执行有困难，存在执法主体不明、执法力度不够等问题。

　　目前国内的《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之所以形同虚设，说明地方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还有困难，专家建议，在长江“不搞大开发，要搞打保护”的中央精神下，加强落实相关生态保护法规政策，同时调整考核指挥棒，加快沿江城市经济转型。

　　首先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王丁等专家认为，对于江豚保护，要加大宣传力度，尤其是转变地方发展理念，从思想上缓解矛盾。同时匹配生态补偿政策，由地方政府负责理顺环境和经济矛盾关系。有条件的情况下，适度地引入生态旅游，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协调环境和经济利益。

　　张振华说，相关法律一定要得到严格落实，否则责权利关系依然理不顺。严格执法还需进一步明确执法主体。危起伟提出，希望人们都能明白，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水生生物不仅仅是桌上的一盘鱼，而关系到整个生态的安危。

　　其次，解决保护区内部发展问题，还需国家加大对生态保护资金和政策投入。一方面希望配备现代化远程监控设施，加快建设上游提水泵站等；设立隔离装置，增加相关法律宣传标识等。

　　另一方面，增加编制，吸引专业人才。张振华说，保护区比较偏远，工作生活条件艰苦，硕士有编制才愿意来，博士根本不愿意来。“保护区急需救护队，但是现在的技术人员多是搞养殖出身，哪有人会救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