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然的家，从这里还要再开上半个小时，然后再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抵达！”在隆林县城，指着远处连绵群山，小然的援助律师吴晖说。按照小然的说法，归家最后那一段路，“除了双脚，连摩托都无法骑行。”

　　19年前出生在这样一块贫瘠土地上的小然，9岁时失去慈母，与7岁的妹妹和4月大的弟弟，在奶奶的呵护下成长。只是奶奶的羽翼，再丰满也无法遮住王杰伸向孙女的魔掌。

　　当留守儿童小然遭遇学费难题时，老师推荐的配有照片的助学金申请表，将12岁的她，推送到王杰面前，她的人生轨迹也由此易辙。

　　得知律师就王杰性侵一案，提起提级审管辖异议后，小然只开心了几天，随后就得知案件将照常开庭，她马上又蔫了下去。

　　关注提级审与否的，还有小星。22日庭审当日中午，她还向律师发短信，问案件能否“提级审”？

　　北青报记者调查得知，当年海南万宁“校长带女生开房案”，最初定由万宁市（记者注：县级市）法院审理，但相关专家通过媒体“发声”后，很快便由海南省一中院进行“提级审”。

　　在吴晖看来，如果单以被告人最后获刑长短考量，该案提级审做的是“无用功”，因为两名被告人的刑期，最长的13年半，短的为11年半，都没有突破基层法院判处“无期以下”徒刑的上限。

　　但在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张荣丽看来，对于未成年人性侵案件，是否采取“提级审”，判断尺度不光是实体部分的获刑长短，更体现的是司法机关对这类案件的重视“态度”。

　　文并摄/本报记者 张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