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强的桌子上，放着一沓住院单，每张纸条的左上角都标注着病人的血型。这是医院为缓解用血紧张所想的办法——根据血型来选择病人入院。“这两天O型血不紧张了，血库又说不要收B型血的病人。”刘强有点无奈，但还是挨个打电话通知病人暂时不要来住院。“来住院也是干等着，还不如在家里待着。”

　　血库人员也有自己的委屈：现在献血的人少了，分配到医院的血也少了很多！

　　也会遇到不好打交道的患者。“不少患者家属冲着本港台直播们嚷嚷，非要马上做手术，谈不拢就要去找本港台直播们主任，可找主任也没有血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一位护士向《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抱怨，“头都大了两轮。”

　　用血告急的状况，如同瘟疫一样，迅速席卷了全国各地。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多地血库库存量已在警戒线之下，有患者一个月内手术被推迟了6次。医生们对这种春节后的紧张情形，已经习以为常。

　　在北医三院肝脏外科，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两次肝脏切除手术因为缺血而停掉。“这种状况持续了很多年，没有血，手术只能拖着，或者就是家属去互助献血。”北医三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修典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

　　而在位于河北燕郊的燕达陆道培医院里，几乎所有的用血都是靠互助献血来实现。“每天医院公共的血小板最多只有10个，却有三百多个病人在排队。”燕达医院陆道培血液肿瘤中心副主任医师张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

　　饮鸩止渴的互助献血

　　李婷（化名）讨厌红色，她想要把红色从世界中剔除。不穿红色的衣服，不染红色的指甲，甚至放弃了最爱的红褐色的可乐。然而，她的生存又需要靠红色维系着。

　　李婷今年19岁，是一个重型再障性贫血的患者。这是一种因骨髓造血功能衰竭，导致血细胞减少的疾病。李婷血红蛋白水平不到正常人的一半，每10天左右，她就需要输一次红细胞。

　　每输一次血，李婷就会在纸上画一笔，如今，她已经写了两个“正”字。每当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到红色的液体从塑料管里缓缓流进身体的时候，她就能想到父亲李峰（化名）焦灼的眼神和嘴上的一串火泡。她知道所有的血都是父亲以高价从外面买来的。

　　李婷每次需要输血的时候，李峰都会走到病房门口，小声地打电话，有时候，可能要打不止一个。这个电话所关联的就是所谓的“互助献血”，电话的另一头，则是血贩子。无偿献血无法解决的血荒，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互助献血名义下黑市的猖獗。

　　互助献血，顾名思义就是受血者可以通过互助的方式及时得到用血。1998年颁布的《献血法》用短短54个字赋予了其合法身份：“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的需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

　　不难看出，从一开始，互助献血就被列为无偿献血的一种补充方式，是一种应急手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互助献血的概念开始变味，不再是保障急救用血，而是“大小手术用血都去互助”。许多地区甚至制定了临床人员开展互助献血工作的业绩考核与评机制，医疗单位被要求“互助献血量不得低于本单位当月用血量的20％”。

　　“变了味”的互助献血再次唤起了人们在这一政策制定之初就存在的忧虑：如何界定互助献血者的身份，这是否会给不法分子带来一个可钻的空子，从而导致“黑市”的存在。

　　在很多医生的印象中，这种让人忧虑的方式真正使用是在2009年临床用血出现紧张之后。在随后的7年里，事实证明当初人们的担心是对的。

　　“在本港台直播们医院，80％以上的互助献血都是血贩子在操作。”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

　　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骨髓移植病房，几乎所有的病患家属都跟血贩子打过交道。“孩子要输血，医生说血库缺血，开了单子让本港台直播们去互助。”2015年下半年，李峰带着女儿到这里接受治疗。当时，初来乍到的开奖直播还不明白互助献血的涵义。

　　如今，开奖直播已经能够相当老练地跟血贩子打交道。“只要一个电话，血贩子就会来取互助单。告诉开奖直播孩子的姓名、楼层和病床，就可以了。”除此之外，李峰还会热情地向新来的病友推荐靠谱的血贩子。

　　在李峰的手机里，存着六七个血贩子的电话，都只是几个简单的姓，虽然打了小半年交道，双方仍不知道彼此的名字。和李峰女儿一个病房的一位家长则从口袋里掏出来一把名片给《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上面大多印着“北京市互助献血中心”“爱心天使祝您早日康复”之类的字样；或者直接就是“互助献血”，下面附上一个联系号码；还有的甚至写着“敬请保留，以备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