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时，很多学生把试卷丢在一旁，趴在桌子上休息。在考试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分钟，学校教务主任陈老师在教室外用喇叭喊话，要求监考教师们叫醒学生，督促他们抄答案，以免交白卷。只有极少数学生认真填答试卷，但最后还是会“参考” 正确答案。学生们向笔者解释道，他们的学习成绩实在是太差了，根本答不出试卷上的题目，所以只有靠作弊才能保住自己的面子。

　　教师们也向笔者透露了他们帮助学生作弊的原因：农民工家长们非常重视孩子的考试成绩，只有学生们考出高分，绿树学校才能向学生家长们证明他们缴纳的学费是物有所值。同时，学生们也能用好成绩向家长证明，他们并没有在学校里混日子，以免遭惩罚和责骂。

　　这些虚假的高分使学校和家长、教师和家长、学生和家长之间得以建立起融洽的关系。然而，为了留住生源、实现利润最大化，绿树学校不仅欺骗了学生及其家长，而且全然忽视了他们的教育需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绿树学校大门旁挂着两块字迹鲜亮的牌匾： “提高素质”“树立形象”。绿树学校的陆校长说，从1999年建校至今，这是他一直渴望达成的办学目标：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改变城市人对农村人的刻板印象。

　　但事实上，风雨飘摇的未来使营利成为打工子弟学校最实际的考量。在目睹其他兄弟学校接二连三地被关停和取缔后，陆校长早已不再关心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和提升学生素质，他把全部精力放在了留住生源、赚取学费和寻觅新的投资目标上。在实际办学中，对流动人口素质低的歧视性评价，合理化了其混乱无序的日常教学活动和充满敌对情绪的师生互动。

　　“学校不像学校，老师不像老师”

　　陆校长和教师们认为，无论在学习能力还是道德水平上，流动青少年的素质都远远低于城市青少年和农村留守青少年：“他们不如城市同龄人知识基础牢、讲文明、懂礼貌，也不如农村同龄人思想纯朴、学习勤奋、懂得感恩。”

　　在课堂上，教师们毫不避讳地评价学生：好吃懒做、鼠目寸光、不思进取，注定沦为社会底层的无药可救者。

　　问及原因，八年级班主任徐老师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屑，反问道：“制售地沟油和倒卖销赃车的父母能生养出什么像样的孩子？”毕竟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农民工是极少数，但这样的荒谬逻辑推理在其嘴里竟然言之凿凿：低素质是代际传递和家庭教育的结果，在强大的先天和家庭因素面前，学校教育对素质的培养和提升无能为力。

　　受学生素质低判断的影响，师生关系也非常紧张：教师辱骂在课堂上低头化妆的女学生，甚至称几个站在校门口说笑的女生像站街女。这些侮辱性言语当然会引起学生的不满，她们找到陆校长，希望他能迫使教师们道歉，却往往几经推诿后不了了之。

　　事实上，除了个别支教老师，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们也来自农村，他们拿着每月1200元左右的微薄工资，不得不经常打零工或跳槽到其他待遇较好的学校；他们跟农民工一样，在北京艰难维持，并承受着来自城市社会的偏见。

　　然而，在打工子弟学校，有着同样出身的教师和农民工家长却被“素质”评价分割为两个群体，前者痛斥后者的低素质是流动青少年学业失败的直接原因。

　　虽然师生之间的争吵时有发生，但是激烈的肢体冲突其实并不多见。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曾目睹了一名七年级学生殴打教师的极端事件。由于周老师点名斥责他不交30元校服钱，这位学生愤怒地将其打倒在地。当陆校长闻声赶到时，周老师捂着腹部、痛得无法坐起。陆校长呵斥道：“你再不停手，我就要打电话报警了。”学生停了下来，一脚踢倒了身边的桌子，然后向校门外冲去，一边走一边喊：“就知道挣钱，学校不像学校、老师不像老师。谁爱待谁待，我不念了！”

　　“低素质”是代际传递的？

　　流动青少年深知教师们对自己的贬低和歧视源于“素质评价”，但他们对此往往缺乏反思，反而习以为常地用此评价身边的人。学生们时常感叹自己居住的“大杂院”脏乱不堪，居民素质太差，垃圾遍地，酷暑时散发出的气味令人作呕。这样的居住环境不仅与临近的高档住宅区有天壤之别，甚至连农村老家也比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