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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过年农村就出新闻”。今年春节,“上海姑娘”点燃了网上舆论的一把火。也许“上海姑娘逃饭”是虚假的,但“上海姑娘”所逃离的村庄却是现实存在的。于是,一场有关城乡差距、乡土沦陷与希望的争论沸反盈天。 在一些网络帖子中,乡土中国的负面被“标题党”无限扩大。今天,本报刊登一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4名博士生的观察文章,让我们看到一幅更加真实、复杂多元的乡土中国变迁图景。 不知从何时起,乡愁成为了一种文体,春节前后总能在社交网络中看到各种思乡怀亲的文字。故乡是最能撩拨起游子心弦的那弯明月,尤其是长大后,离家越远,越能感受到那份思念。 乡愁文字,大都出自返乡的游子。返乡过程中,城乡对比的差距更能激起他们的感慨。虽然国家在经历着快速的城镇化,但在很大程度上,乡土社会依然是很多在外漂泊者的故乡。思乡怀亲,如果少了泥土芬芳,就缺少了凛冽的厚味,无论如何谈起乡愁,总是没有味道。 作为农村社会研究者,我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奔走在他人的故乡,奔走在变迁中的乡土中国大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对于乡土社会,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在乡愁的故事中,不能仅仅有回乡的游子,也要有我们这些故乡的他者。 追寻着调研的足迹,我选择了过去一年中几个调查地的小故事,有的是村民奋斗的故事,有的是农民进城中家庭的发展轨迹,也有的是琐碎的家庭生活。这些仅仅是各地农民生活的片段,组合在一起却是一幅乡土社会变迁的图景。这些故事或喜或悲,都真切地发生在乡土大地上。新型农民王泉林 “现在我每年差不多忙半年、出去玩半年。我喜欢旅游,去年我去了香港、澳门和越南,本来还想去泰国,有点事情就回来了,只能今年忙完再去了。”湖北沙洋县的种田大户王泉林这样说。 虽然王泉林现在的日子过得很潇洒,谁能想到他家在5年前还是贫困户,只是近两三年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王泉林以前在外打工修理摩托车,妻子在家种田。两人育有一女,日子虽然并不富裕,也算小康之家。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发展轨迹——王泉林的妻子得了尿毒症。王泉林要回家照顾妻子,无法继续在外面打工赚钱,家庭经济状况越来越糟。 不得已,王泉林只能回到家,一边种田,一边照顾妻子。 2010年,他流转了20多亩耕地,希望通过增加种植面积来增加收入。除此之外,王泉林还购置了一台小型收割机、在网上买了一台二手的东方红旋耕机,除了自家使用,也给其他农户提供农机服务赚钱。后来,王泉林总共耕种60多亩土地。 2012年,妻子因病去世,家里就剩下他和在外打工的女儿,以及一大堆债务。 究竟是继续在家种田,还是到外面打工?王泉林面临着选择。 考虑到自己的年龄,王泉林觉得在农村还是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他又流转了80多亩土地,将经营面积扩大到150亩左右。与此同时,他还购置了齐全的农机:2013年花6万多元新买了一台收割机(之前已换过两台);2014年花三四万元买了一台高频插秧机(之前用手扶插秧机每天最多能插十多亩,现在每天最少能作业三四十亩);花3000多元买了一台收谷机,只要推着收谷机从晾晒的谷子上走过,就可以将谷子装进袋子。 在农业生产中,王泉林感到了极大的乐趣:“现在开着插秧机插秧,就像打游戏一样,非常过瘾。”从耕田、播种,到打药、浇水,再到收割、晾晒,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在田里劳动。2014年,他的纯收入有10多万元。当年秋天,收割好水稻、种上油菜之后,王泉林就开始了自己的旅行。 对于现在的生活,他觉得很充实、很满意。因为经营得好,王泉林建立起了信誉度,周围很多外出务工的人都会找到他流转土地,“老百姓既不想卖房,也不想卖田,让别人种着,不撂荒就行”。因为经营的规模大了,购买农资时王泉林也有了谈判的能力,“现在肥料、种子都是别人送上门,找我的农资商像竞标一样。” 像王泉林这样的农民并非个别现象,仅他所在的村民小组,还有4个种田大户。 2000年以来,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村里的年轻人少了,村庄的活力也不如以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没有了发展的空间。以往是因为务工机会的稀缺造成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乡村,如今全国劳动力市场形成后,农民可以自由地在城乡之间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与此同时,村庄里的发展空间也随着劳动力大量向外转移而逐步显现。王泉林能够在村庄中获得发展机会,不正是因为村里大量人口外出务工吗? 更关键的是,没有政府和资本等外力的干预,农村自发的土地流转形成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市场价格,这就让留在村里的农民有了扩大农业生产的机会,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土地自发流转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甚至更高)的收入。像王泉林这样无法外出务工的人也因此能够获得摆脱贫困的机会。安徽农民在上海:逐梦者,抑或漂泊者? (责任编辑:本港台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