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和父亲一起算过全年的账本。那一年里，我父亲退回别人送的购物卡和现金就有接近30万，还不包括无法换算成现金的土特产和玩具等。

　　当年的“政坛明星”，如今的外号是“常青树”。“常青”，因为父亲会算政治账。

　　“如果我不把这些钱退回去，恐怕没过多久我也会出事。”父亲说。

　　28岁时，父亲成了某实权部门的一把手，至今，历任无数次换届，也遇到过手下集体腐败被纪委调查的危险时刻，但父亲始终清白不倒。

　　可那，也是他人生的最高点。每年要提拔，父亲的名字都名列榜首，热闹过后，父亲注定名落孙山。“我是个民主招牌，没有我，群众会说不公正，这么好的人不提拔，但上面没人，不可能提拔到你。”

　　二十年如一日，父亲如履薄冰地当着常青树。父亲说，“官场生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不去当任何一根绳上的蚂蚱，但也不至于一下就被弄死”。

　　明面上，父亲依然风光，但我们的生活渐渐只有一个面子。春节回家，要盛装奔赴各类应酬和饭局，父亲同僚的家族产业越做越好，开礼品店专供政府，凑上房地产泡沫开发房产，弄几个互联网项目忽悠政府经费，只有我们家，靠着父母的工资奖金。

　　因为坚持不开窍的官场智慧，母亲和父亲陷入过无止境的争吵。

　　我从没责怪过父亲。几年前，父亲决定每个月都从自己的工资里支出一部分，给一个勤勉一辈子的老临时工发养老金。老人上门感谢，我单独接待了他，他拍着大腿说，“孩子，你爸真是个大善人，可他怎么就升不上去呢？”

　　英雄

　　我始终不清楚，在公车所带来的荣耀感和晋升无望的挫败感之间，哪一个对父亲的影响更多。他成了家族的牌匾，亲戚家的红白喜事都一定要有父亲的出场，亲戚子女的工作，都要父亲出面来解决。

　　但除了这些，家庭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并且，随着退休日期的临近，财政日益成为父母心头的头号隐患。

　　几个月前，我的几个童年玩伴，同为家乡的官僚子弟，组织了一次出国游。接过父辈的枪，他们都是各个机关单位的公务员。他们得意地建了个微信群，玩笑夸张而狂妄，“能进这个群的都是太子党”。

　　我不屑于此，但我难忘在饭桌偶遇时，父亲望向我的眼神，那分明是责怪我，我原本可以留在家乡，和他们一样，成为标准的官宦子弟。

　　这几年来他坚持要我考公务员，变成北京某部委里的秘书“小王”，理由依然是个面子，“隔壁家在公安部上班的孩子，春节回来政府都要专门接待”。

　　去年除夕夜，是我和父亲第一次达成一致。

　　原因很苦涩。去年是父亲最后一次冲击提拔的机会，有内部人士言之凿凿，上头今年表态要提拔父亲。有一个月，父亲每天都给我电话，说说提拔之后的工作规划。

　　年底，不出意外地，父亲又一次失败了。他颓唐地意识到，自己攀登事业巅峰的努力到此为止。他告诉我消息时，我说：“我不想像你，给别人当孙子，一辈子为别人活”。

　　沉默了一会，父亲答了声，嗯。

　　“回头想想，我的人生也算圆满。”父亲说。

　　去年，一个和父亲私交不错的省级官员突然落马，父亲去探望了他病倒的母亲。 回来后，他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们良心上不亏欠什么，不发大财，但一家人日子过得舒心，如今反腐越来越深入，没想到活到现在，大家终于平等了”。

　　午夜，父亲又在路边等我，我却什么也不想说。在我内心里，哪怕他不再是偶像，也始终是我的英雄。

　　除夕夜快乐，愿父亲快乐。

　　新京报记者 兰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