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到家乡已近午夜,父亲站在路边等我回家。新京报记者 兰斯 摄
父亲姓名:兰木春 年龄:51岁 职业:某地农委一把手 很久以来,我对父亲颇有微词。因为我们家“不合身份”的寒酸。 作为当年的政坛明星,18岁从政的父亲当过地方大员,也主政过地方经济,面子上,是全家族光耀门楣的牌匾。 少为人知的是我们家的寒酸。虽然常被调侃为“官二代”,但“为官=发财”的链条在我父亲身上失效了。三十年的职业生涯如今已至暮年,我们家依然挤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房子里。 每年春节,父亲的公车是全家族的回乡工具。去年,公车改革后,亲戚们都是开私车返乡,而我和父亲挤上客车灰头土脸地回去了。 父亲手握的权力没有带来过财富,这是我和母亲对他最大的怨言。但反腐大潮过后,父亲的生存智慧却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在清贫和暴富之间,父亲带着我们,选择了最安详的那条路。 同题问答 1 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 船到桥头自然直。 2 用一个词总结父亲的2015: 如释重负。因为2015年比2014年过得好,2014年过得不容易。 3 2016年父亲的愿望: 希望儿子早点儿找个对象结婚。 车到家乡已近午夜。 父亲打来电话,“小李去接你了,他开的是他的私家车”。 小李是父亲的司机。在外漂泊十年,每年返乡,我都会在火车站看见父亲那辆黑色的公车。而父亲总有合适的借口能派出车接我,出差、开会或者考察。 但从去年开始,父亲中断了惯例,“你自己坐客车回来吧,单位的车一律不让用了”。 据说今年,精明的小李主动用私家车充当了公车,只要油钱报销就行。 打开小李那辆本田轿车的门,小李笑着说,“今年你爸又要找你谈谈了”。 这几年,父亲一直让我报考公务员,估计又是谈这事儿。 偶像 父亲曾是我的偶像。 我24岁时,是报社的菜鸟记者,在车祸和菜场里开始我的职业生涯。那年夏天,父亲每次来北京看我,都对我的T恤裤衩头疼不已,“参加工作了还穿成这样,像什么话?” 父亲24岁时,已是乡镇党委副书记,按照今天的时髦术语,他是县城政界的政治明星。我常想象那时的父亲戴着茶色眼镜,穿着布料缝出来的西服,规划着一个镇的未来。 “你爸有能耐,像你这么大时,他能带着几百个农民去修水利,没人敢不服他”,奶奶见我就说。 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从高校毕业,被分配回家乡的镇政府。从科员开始,父亲在镇政府开始了仕途:宣传干事、组织科长、副镇长…… 于是,我幼年的记忆和政府公车密不可分。最早是开着政府的大吉普车出去旅游。后面的车厢空荡荡,我趴在墨绿色的车窗上,辨认窗外路过的货车。 后来是一辆白色桑塔纳。那是我年幼时最大的自豪,那时候,轿车是奢侈品。坐在副驾驶的父亲摇下车窗召唤我,我跳着离开步行的队伍钻进轿车,骄傲着向小伙伴们挥手。 父亲也是大家族的骄傲。每年春节回家,政府指派给他的公车,就变成了全家族的交通工具。车开进那个小村子时,就变成了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全村人侧目而视,我趴在车后窗,看村里的顽童们跟着车屁股跑。 我跟着父亲的公车一起长大,小学时坐桑塔纳,初中时坐桑塔纳2000,接着是帕萨特和丰田…… 寒酸 “你过时了”,只有去年除夕夜,我的顶撞没有惹来不欢而散。父亲突然哑了,坐在沙发上,很久没有说话。 那个夜晚,他一直在玩“愤怒的小鸟”,而我从游戏声音听出来,他一直被堵在相同的关卡。 “有权比有钱重要,有钱比有名重要”,这是父母对我的教育。我曾深信不疑。 直到八项规定越来越严,父亲再也不能用公车来接一大家子的亲戚们。去年除夕一大早,父亲给亲戚们打去电话:“今年你们自己坐客车回老家过年吧。” “我们自己开车回去。” 他们都早已买了私家车。最后,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坐着客车回到了乡下。为官数十年,我们家居然渐渐成了亲戚里的破落户。 村里停满了各式各样的私家车。拎着黑色塑料袋从客车上挤下来时,我恍惚觉得有些羞耻。 我问父亲,“咱们家不买辆车吗?” 父亲不说话。 父亲已没存款再买私家车。我家的房子至今还停滞在20世纪末的模样里,铺满过时的蓝花瓷砖,和翘皮的墙纸。 直到我读大学,我们家才有了第一台空调和电脑。离家读书前,一个第一次到我家做客的叔叔一脸愕然,“书记家里这么寒酸”。 账本 我家有个账本,父亲每退回一笔礼金,他都会在账本上记下来,贴上退款的银行单据。高峰时,每年都能记下两三本。 (责任编辑:本港台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