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过后，其制造业回流的问题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进而引起中国反思制造业的发展前景及税收负担问题。显然，对于制造业及任何一个行业而言，税收负担的降低必然有利于其资本的积累、设备的更新、技术的研发以及可持续性发展，多项研究已充分印证了这样的结论。

　　从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举措看，其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减税及发债，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用"营改增"作为主要的抓手，充分体现出其"减税"的政策导向，以期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所以，从"减税"的角度看，政策的导向与民众的诉求应该是一致的。

　　然而，关于中国的税收负担高低一直有争论，直播，笔者认为，其关键问题在于统计口径的不一致。换言之，不同统计口径的数据并不具有可比性。有的采用宏观税负来统计，而有的采用微观税负来比较。笔者认为，就研究具体的企业税收负担而言，采用微观税负的口径更为客观。总体而言，中国企业的核心税收负担包括三部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小税种及行政性规费。

　　增值税负担

　　运用微观税负进行比较，也存在口径不一的问题。以增值税为例，目前一些统计数据均用绝对值进行比较，也就是增值税的应纳税额。事实上，笔者认为增值税的应纳税额仅反映了一个企业当期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间的差额，并非企业的增值税税负。

　　举个例子，一个企业的销项税额为100元，进项税额为80元，但假设这个企业的销项税额并未能转嫁出去，由其自身负担，则实际上该企业现金流出了180元，而应纳税额仅反映为20元，所以其根本无法反映出企业的现实税收负担。

　　同样，按以上的案例，假设其销项税额可以转嫁出去，而进项没有取得增值税专项发票进行抵扣，则应纳税额为100元，但事实上其实际负担的仅为80元，因为那100元的销项虽然缴纳给税务机关了，但并非其负担的，而80元的进项因为无法抵扣了，则是该企业实际承担的成本。

　　因此，虽然从经合组织（OECD）关于增值税的阐述看，其并不认为增值税负担应落到企业的层面，而应落到最终消费者，但由于增值税税制及市场的复杂性，其应纳税额可能无法体现出企业的税收负担。笔者认为，增值税的负担应包括：无法转嫁的销项税额+无法抵扣的进项税额。

　　当然，在此比较美国与中国的流转税负也应更为全面。首先美国虽然没有增值税，但其是有零售税的。零售税并非在企业层面征收，而是在最终的零售环节征收，这样就可能导致从企业层面去统计增值税负担的话，美国的企业承担了更少的流转税。但从社会的总体看，美国的流转税未必比中国的税收负担低，而从企业的层面去看，确实是其更低。当然，税率的总体降低必然会降低增值税的税收负担，因为最终的消费者税率低则自然最终环节体现出来的税负也是低的。可是，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界流转税的发展趋势是一般消费课税（增值税、货劳税）的标准税率在不断提高，而特定消费课税（特种消费税）的税额在下降。

　　中国目前的增值税标准税率并不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所以下降的空间很小，因为增值税标准税率的提高直接反映出来的是世界各国的财政资金都在扩大规模。笔者认为我国增值税税率的差异化问题比标准税率的高低更为严重，因为差异化的税率必然导致抵扣链条的断裂，就如前文所提到的，无法转嫁的销项税额以及无法抵扣的进项税额，才是真实的企业税收负担。

　　企业所得税负担

　　企业所得税顾名思义是对所得的征税，也就是指当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税基）小于0时是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的。虽然企业的利润并不完全等同于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额，但这两者是接近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企业没有盈利就不应该缴纳企业所得税，更别谈税负的问题了。

　　但是，我国企业所得税自2008年立法以来，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依然有些企业或地方税务机关偏好于采用核定征收法，这就导致了目前企业认为其企业所得税负高的问题。因为，假设采用核定征收法，即意味着无论这个企业是否盈利，其均需采用营业收入作为税基去征收企业所得税，自然就会出现亏损企业也要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情况。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十分严重，据调研有些地区甚至一个行业近80%的企业采用核定征收法。

　　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还有个严重的问题，在于其会恶化企业的财务状况，特别在营业税环境下，假设企业所得税也采用核定征收，则企业对于成本的管理会较为宽松，为了规避税收，一些进项发票是不会开具的，最终企业的账目及税收管理均产生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