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越是改革推进得更好一些，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就稍微慢一些，“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出生的孩子长成劳动力的时候，人口结构会改善。因此会形成一个大写的‘L’型。而唯一的来源就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他称。

　　蔡昉指出，可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三去一降一补”、教育与培训改革、生育政策调整来有效提高潜在增长率。他的研究测算显示，如果中国经济未来真是按照这种情形走的话，2022年人均GDP可以达到12600美元，是目前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最后蔡昉强调，无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L”型轨迹都得靠改革，不能靠刺激。改革的红利是真金白银，而只有改革才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特朗普加剧中国不确定性

　　除了中国本身的结构性改革，分析外部冲击就目前而言显得格外重要，尤其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给全球以及中国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后。

　　朱民表示，2008年金融危机把全球经济从原有轨道平行地移到了一个低的均衡水平。危机之后全球投资急剧回落，贸易增长速度罕见地低于经济增速，全球资本流动速度放慢。同时，全球通货膨胀水平和实际利率水平持续下滑。他通过一系列数据指出，未来的潜在增长水平也在下降。

　　他称，眼下，特朗普改变了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他支持减税、扩基建等措施提升了通胀预期，市场认为美联储为此会加速加息），但具体美联储会如何行动，是不确定的。

　　“如果利率曲线很快地往上走的话，全球的资产都会重新配置。这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朱民表示。

　　朱民认为，特朗普的部分经济政策是确定的。“在竞选中，他讲到了无数关于经济增长的承诺，其中有三条是他上台后一定会实施的：减税、贸易保护主义和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说要减税，又要扩大财政支出，但钱从哪里来？“所以在特朗普时期，美国的财政赤字可能会加强，预计美国的经常账户也会恶化3.5到4个百分点，可见美国又将回到危机以前的财政经济‘双赤字’模式。届时美元可能会走低，这和中国息息相关。”朱民称。

　　“当美国需要财政赤字扩大时，其就会面临国会设定的债务上限，如果突破了这个额度，就必须去国会批审更多额度。2011年时，因为美国债务到了上限，但国会不批，引起了全球对美国经济巨大的信心危机，所以2011年、2012年美国经济下滑。”朱民表示，特朗普当政时必定又会面临这一情况。至于追加债务上限能否得以批准，关键时刻就是2017年3月15日，这又是一次政治的较量，也是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

　　“由此美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在上升。美国经济走强影响全世界，但是它能持续吗？没人知道，”朱民表示，如果美国经济上升或下降一个百分点，沙特会受到0.5个百分点的冲击，中国会受到0.35个百分点的冲击，这个冲击是巨大的。

　　朱民还称，对中国经济和企业来说，因为美国在需求端，中国在供给端，当需求端起来的时候，供给端才刚刚跟上，有一个扩大效应，因为“特朗普现象”很可能无法持续，所以美国很可能会经历一个美元强、增长强，美元跌、增长跌的时期。如果中国的供给端仍然在继续往前走的话，就会处于非常低位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