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中国2016年经济增速将在6.6%，2017年将放缓至6.2%。今年的一系列刺激政策使得IMF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但由于中国当前增速已经十分接近潜在增速，因此过度刺激将适得其反，各界的共识便是——未来的中国经济复苏不是“V”型，可持续的“L”型将取决于供给侧改革的动能。

　　近日，在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2017中国经济论坛——稳增长、防风险、促改革”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IMF前副总裁朱民等人解析了当前的中国经济态势，并前瞻了2017年中国的增长动能。

　　蔡昉：长期“L”型取决改革动能

　　针对未来的中国经济，蔡昉得出两个基本判断——第一，我们不应该期待一个“V”型的宏观经济复苏；第二，我们追求的可能是一个“L”型的长期经济增长轨迹。他还发现，有短期的和中长期的两种“L”型增长轨迹。

　　经历了多次“V”型反弹的中国经济，为什么不能再次出现“V”型复苏？“中国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人口红利下降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也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蔡昉称。

　　简而言之，当中国的实际增速小于潜在增长率，atv，即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运用、出现了产出缺口，那么就可以从需求侧着手，动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甚至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让它达到潜在增长率。然而，当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下降，因此这就意味着现实情况不允许也不需要中国实现如历史上的几次“V”型反弹。

　　他分析称，依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潜在增长率由技术、劳动力和资本三大要素决定，但这三大因素归根到底都是人口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导致人口红利下降，从而使得潜在增长率下降，这种下降可能是中期无法逆转的。

　　“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时候达到了峰值，从那之后就是负增长，这是绝对的减少。真正决定我们劳动力的指标叫做经济活动人口，在劳动年龄人口基础上要拿劳动参与率做一个修正，这一指标也将在2017年达到峰值，从明年之后将是负增长。也就是说，劳动力绝对供给的负增长已经确定。”蔡昉表示。

　　同时蔡昉也表示，另一个重要指标——单位劳动成本在上升。单位劳动成本等于工资除以劳动生产率。“工资上涨，单位劳动成本一定会提高，但是如果劳动生产率能够跟着提高，就不会提高单位劳动成本，也就不会迅速丧失比较优势。而中国劳动力短缺来得非常突然，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在过去几年里已经跟不上劳动成本的提高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主要发达制造业国家相比，中国的相对成本越来越高，这就意味着这些国家或多或少可以把自己的制造业回迁。但更重要的是，那些还在享受人口红利的国家可能会替代中国，成为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出口国。

　　此外，就另一个变量——资本而言，根据清华大学一位教授的计算结果，中国投资回报率已经开始较大幅度下降。蔡昉称：“因为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的，企业便不断地用资本替代劳动力，机器人替代活人，但如果人的素质没有相应提高，替代过快就带来资本回报率低，这是经济增长理论中一个永恒的铁率。因而现实中，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就是在不断下降的。”

　　同时，蔡昉分析称，“中国农村16岁到19岁人口的数量在2014年达到了峰值，2015年以及今后就呈现出负增长。农民工的转移速度一定就会放慢，这一速度在2014年降至1.3%，去年只有0.4%，今年或许更低，或许到0，今后完全有可能变成负的。”

　　他认为，变成负数并非因为农民工不想进城了，而是因为缺乏新增量。

　　因此，根据蔡昉测算，过去和未来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2010年前约为10%，从“十二五”开始下降到了只有7.6%的平均水平，而实际实现了7.8%。当前“十三五”时期，潜在增长率的平均水平是6.2%。这就是因为人口红利的消失影响到生产函数的所有变量，从而导致潜在增长率的大幅变化。“劳动年龄人口从增长到负增长，表现为突变，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也是瞬间性的。”

　　潜在增长率下降以后，就应该改变认识。“中国潜在增长率从现在开始的5年只有6.2%，可见几乎没有潜在增长率的缺口，因此不需要回到‘V’型的复苏。”蔡昉表示。

　　那么现在我们指望什么呢？“我们提出了‘L’型增长，第一个是近中期的，”蔡昉认为，短短几年的“L”型是可以期待的，atv，就是有下限不要突破，上限也无须突破。具体而言，潜在增长率决定下限，突破则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现象；加上改革红利后形成上限，超过该水平的增长速度可能是刺激的结果。“2015年的时候就靠近了上限的水平。”

　　如何才能实现长期的“L”型轨迹？蔡昉强调，这就取决于改革的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