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教授可能会说：中央银行管理货币就是提供公共服务，不属于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范畴。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批评他漠视货币流通现状了。在中央银行体制下，银根时松时紧，利率有高有低；有商业银行，有政策性银行，有合作制银行，有专业银行，有营业网点遍及全国乃至全球的大银行，有扎根于某一地域的中小银行。这些具体经营货币的金融机构的设立都要经过政府批准，无不与产业发展密切相关，而且银行在总体上也构成一个产业。货币作为产业发展即市场运行必须的血液，都要通过金融机构循环周转。所以，政府建立何种金融体制及实行何种金融政策，与产业发展关系极大。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除了运用金融杠杆外，更直接干预国民经济运行的杠杆还有财政、税收方面的体制与政策等，林毅夫教授谈到了，不再赘述。总之，不论政府运用金融杠杆还是财政税收杠杆，都是要对产业和企业发生作用，从企业的感受来说，都是手中掌握的货币是多了还是少了，取得货币收入是容易了还是困难了。

　　黄益平教授在主持讨论时提到，当年凯恩斯和哈耶克就争论过政府与市场的作用问题，至今没有答案，向听众提示了林毅夫与张维迎争论的学术传承与价值。但坦率地说，林张还难望凯哈项背。因为凯恩斯是牢牢抓住了货币这个市场运行的核心要素的，而林张二人却没有抓住。凯恩斯与哈耶克之后的弗里德曼充分意识到了货币的重要性，他先是凯恩斯理论的信徒，后又批判凯恩斯，创立了货币数量论。但弗里德曼是基于个人或企业持有货币的微观分析进而倡导政府要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并没有充分理解货币代表国家信用的性质，从而主张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市场，回归到哈耶克的理论窠臼之中。

　　针对凯恩斯理论与政策造成滞胀的问题，笔者提出了政府宏观调控准则：在能够形成有效供给的部门扩大有效需求。阐释该准则的论文于2002年度入选林毅夫教授主导的中国经济学年会。我猜测，林毅夫教授没有关注到这篇论文。我在论文中提出，政府宏观调控单纯注重扩大有效需求不行，必须把财政与金融渠道追加的货币投入到能够形成有效供给的产业部门，否则就会出现货币供应增加了而实体经济财富却没有增长的滞胀。论文中给出了一个当今中国能够形成有效供给的部门即农村经济，因为那里货币供给严重不足（表现及原因后面要谈到）。对于宏观调控准则的科学性，我至今仍坚信不移。但再度阐释可以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市场运行中的资金流不论来自于企业还是来自于政府，都必然是一个向量，即有大小有方向。政府宏观调控投放的货币不仅要关注量上适度与否，更要关注方向正确与否，正确的方向就是投向国家需要发展、能够发展且没有发展起来的短板产业。这是由货币代表国家信用的本质所要求的。任何当代国家的政府都会向国民承诺担负起领导国家经济发展的责任，信守这一承诺，运用宏观调控杠杆是可行且必然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先后扶持钢铁、家电、汽车、高速公路、高铁等产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张维迎教授批评林毅夫教授说：“政府没有必要为第一个吃螃蟹者买单”。在笔者看来，政府不仅要帮助第一个吃螃蟹者，还要帮助一批吃螃蟹者，让他们比一比，看谁吃得又快又干净。如果政府像张维迎教授主张的那样，只是当一个“有限政府”，开奖，很多资金就会闲置在那里，不能给整个国家和全体老百姓带来利益。这是违背货币本质的，是政府的无能和失信。至于官员贪污受贿，那更是违背货币本质的行为，更不能用哈耶克、张维迎主张的自由竞争办法予以消除。

　　邓小平说过，理论要管用。本文批评两位教授货币知识不足，不知他们能否接受。那就用他们亲身参与的事件来验证一下吧。据《南方周末》2001年8月24日报道，茅于轼先生为了扶贫，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的贷款难问题，组织城里人投资入股，在山西省临县龙水头村办起了互助基金会。不仅茅于轼先生本人，林毅夫教授、张维迎教授、汤敏博士等多位经济学界名家都在茅于轼先生的感召下投资入股了。报道中披露，基金会解决了很多农民急着用钱的问题，且农民很守信用，及时还本付息。后来，汤敏博士和林毅夫教授共同设计了一个大企业主导的农村金融模式，大概是受到了茅于轼先生主导的这个基金会的启发。从龙水头村互助基金会启动算起已有二十多年，如今怎么样呢？据我所知，早已销声匿迹了。汤敏、林毅夫设计的农村金融模式启动过程我是亲自参与了的，合作方有云南盘龙云海药业集团、云南临沧市委市政府和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赴临沧实地调研后在中央党校召开研讨会，林毅夫教授亲自出席了，会上我指出了该模式无法做到资金良性循环周转的弊端，企业与地方政府便将此事轻轻撂下。一件好事情，似乎也有一个亮丽的开头，为什么会失败呢？分析茅于轼先生主导的互助基金会的实际运作，可以透视到以下两点原因：一是以茅于轼先生为首的知名经济学家们不懂得农村金融实际情况。农民贷款难是事实，他们就以为是农村缺少资金，便把城里人的资金带过去。其实，农村并不缺少资金。真实的情况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村庄都是存款余额大大超过贷款需求额，农民贷款难的中国农村是这样，农民贷款很容易的日本农村也是这样，过去的农村是这样，现在的农村是这样，将来的农村还是这样。农民贷款难，难在没有建立起农村闲置资金满足农村经济发展需求的体制机制。二是茅于轼先生按照资本运作机制设计基金会运作规程，主要表现在，农民借用他们这些城里人的钱要付15%左右的年化利率，他们这些城里人要求基金会给予股东6%的年化红利回报。这个事实表明，茅于轼先生认为，借用基金会资金的农民在总体上可以创造出15%以上的GDP增长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实际结果只能是农民忙活一年为人城里打工挣红利，这样的基金会只能让农民感到一时新鲜，长期运作下去是不可能的。互助基金会的失败表明茅于轼先生不了解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才能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对农村市场的理解是肤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