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的贸易伙伴包含众多新兴市场国家，过去几年人民币的强势偏离了均衡水平，使得中国外贸出口承压。虽然当前中国已经明确表示不会以促出口的目的而使货币贬值，但必须让人民币回归到合理的位置。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呼吁：“没有只涨不跌的货币，汇率有涨有跌，有利于吸收来自内外部的冲击。”

　　管涛在新书《汇率的本质》中写道，印度最近之所以经济表现亮丽，成为新的国际投资热土，就是因为经历了2013年的资本外流、本币下跌。亚洲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汇率弹性普遍增强，也被认为大大改善了这些经济体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经济韧性，“作为大型开放经济体，我国应该对内平衡优先，将汇率政策作为次要政策，将其还原为政策工具，当成经济运行的结果而不是手段”。

　　2016年2月之后，央行明确宣布实行“收盘价+24小时篮子货币稳定”的定价机制。新的汇率机制的成功之处在于，大大增加了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不可预测性。

　　汇率制度无法同时解决“四难问题”：汇率稳定、保住外汇储备、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项目适度开放(或维持适度的资本管制)，必须在四个目标中选择三个，或满足于达成某种折中。

　　自从今年10月以来，央行的市场干预已经显著弱化，人民币汇率波动已经日趋市场化。

　　余永定表示，汇率市场化问题的关键是，不能因为风暴暂时平息而放过推进改革的时机。

　　无独有偶，管涛也在上述新书中呼吁：“我们必须克服有压力时不敢动，没压力时又不想动的‘浮动担忧’，抓住当前外汇供求基本平衡、汇率水平基本合理的有利时机，积极推动相关改革。”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需要极端环境的考验，不能老是平平淡淡的，就要看现在这种机制下，市场怎么反应，央行怎么反应，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管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资本大规模外流?

　　人民币的快速贬值引发了市场的担心：资本正在大规模外逃?

　　韩会师表示，人民币贬值速度加快并不意味着资本外流规模的快速增大。从监管当局的立场来看，这意味着目前的市场情绪和资本流动管理能力仍处于相对均衡的状态。

　　“在贬值预期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且结售汇为逆差格局的情况下，市场决定的人民币波动方向必然是贬值。此时作为监管当局，须在外汇储备、贬值预期、资本外流压力和资本项目开放程度之间进行权衡。”韩会师表示，假如资本外流的规模较小，比如单月结售汇逆差只有50亿美元，监管当局很可能将其解读为，市场对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并不强烈;或是，在现有资本项目开放程度下，资本跨境流动管理是相当有效的，即使有比较强的贬值预期，在现有的资本项目管理能力下，也难以转化为大规模的结售汇逆差。

　　因此，在韩会师看来，人民币近期快速下行并未触及市场心理承受的底线，或者说并未触及资本流动管理能力的极限，“即使人民币贬值的速度快一些，也未必导致结售汇逆差飙升，外汇储备的下滑也未必会加速。”

　　“没有看到大规模的资本流出，这也并不是人民币贬值的主要驱动力。”耶特森加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短期内人民币对美元存在一定的贬值，中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对冲人民币贬值的风险，因此资金在短期内流到其他外币市场，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也是资本账户开放的一个必然结果。只要没有像此前希腊那样对本币完全失去信心，就无需过度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