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的发展与转型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法律、金融等制度安排，必须和产业发展的结构、规模和风险特性相适应，才有可能发挥比较优势，开奖，从而形成国家竞争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若要使其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除了发挥要素生产成本的优势外，必须降低交易成本。这就需要根据各种产业的资本需求量和风险，以及规模经济和市场范围的特性，为其发展提供相适应的金融、法律和基础设施。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能够最大地创造剩余和最快地积累资本，但前提是存在能够准确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有效市场”，以及使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能够随着资本的积累、比较优势的变化和产业的升级进行相应完善的“有为政府”。建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并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健康发展和成功转型的制度前提。

　　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指导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在结构主义倡导的进口替代赶超战略下，发展中国家政府要优先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但这不符合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的现实。因而，此类产业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企业家不会自发投资，只有依靠政府给予各种保护补贴才能发展。这样的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必然走向失败。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则在于对政府失灵的原因缺乏正确的认识，用“看不见的手”片面否定以致取消“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存在于市场中的各种扭曲，实际上是因政府保护赶超战略下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而出现的。由于受保护的大企业通常是国民经济和国防安全的基础，如果取消所有保护补贴，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必将倒闭，引发大量的失业和社会政治动荡。为避免社会动荡和国防安全的需要，转型中国家的政府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中，取消了原有的保护补贴之后，又引进各种新的、隐蔽的保护补贴，其效率往往比原来的保护补贴更低。

　　违背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渐进式、双轨制改革为什么会成功？主要是因为：这一改革方式对原来优先发展的缺乏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部门给予转型期保护，有效维护了经济和社会稳定；同时，政府放开原先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准入，并因势利导促其发展，使经济得以保持可持续增长。而符合比较优势部门的快速增长积累了资本，使原先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获得自生能力，转型期的各种保护补贴随之减少直至取消。比较优势部门的发展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使得一些并非国防安全和民生所必须、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破产后失业人员再就业成为可能，避免了社会动荡，为经济转型赢得了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

　　总之，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许多条件不同，照搬发达国家经验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必须依据本国国情，加强理论创新，以指导本国发展实践。发展中国家之间具有较为相似的条件、挑战和机遇，来自中国的理论创新不仅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作出贡献，也将有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和“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愿景。

　　（作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原题为《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