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在于，它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制度及其发展模式为圭臬，认为后进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起飞和现代化，在经济制度和政策安排上必须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看齐，实施全面的、彻底的甚至是过度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过度的自由化导致东欧和拉美国家民族经济凋敝，国内经济和金融大多被外国资本所控制；过度的私有化导致拉美国家储蓄率大幅下降，进而导致其经济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过度的市场化导致多数拉美、中东和东欧国家基础设施得不到有效改善，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这就在事实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

　　三、西方主流理论难以解释成功经济体的发展实践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香港、新加坡、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利用工资优势承接了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吸引了外国大量的资金和技术，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从当时盛行的理论来看，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绩效是无法解释的。当时在西方占主流的结构主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追赶发达国家的主要方式是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加快发展可以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现代化资本密集型产业。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更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于苏东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激进式“休克疗法”，中国不搞全盘私有化，不搞缺乏政府宏观调控的过度市场化，不搞没有资本账户管制的盲目自由化，形成并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例如，在培育市场主体上，一方面，对涉及国计民生、需要国家支持的大中型国有（国营）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保证资金供给和国家分配的物资，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增强企业活力，逐步使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鼓励发展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对传统的、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全面放开市场准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就在于中国从实际出发，找到了一条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道路，形成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持续深化改革中不断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实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回首30多年，正是当时被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认为是完全行不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目标和路径，使得中国实现了经济稳定快速发展。

　　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神话，在坚持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也是中国道路、中国方案对构建真正属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学的重大贡献。

　　四、发展中国家转型和发展现象需要新解释

　　为何中国发展如此成功，有些国家却发展缓慢甚至出现倒退？依据笔者多年的经验观察，认为关键之处在于发展中国家在转型和发展中不能照搬西方主流理论，而要用适合自己的理论解释和指导实践。

　　现实国情决定了一个国家适合发展的产业结构。一个国家在一个时点上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了这个时点的比较优势和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这样的产业结构代表了这个国家在这个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收入水平，提高收入水平的前提是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产业结构得到提高，而产业结构水平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在发展中国家，通常是资本比较稀缺，但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因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在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更有利于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要提高收入水平，应当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各种产业，从而最大地创造剩余和最快地进行资本积累，以改善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本国经济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