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维良表示，二者的方式不同、环境不同。从方式上看，上世纪90年代末的债转股主要是政策性的债转股，也就是转股企业、转股的债权以及实施机构，主要以政府为主确定，债转股涉及的资金筹集也由政府多渠道筹集。而此次债转股是市场化、法治化的债转股。债转股企业转股的债权、转股的价格、实施机构由市场主体自主协商确定的。债转股的资金筹措也以市场化方式筹措为主。从环境上看，此次债转股所面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更加完备，所有制结构更加多元化，包括企业、银行、实施机构在内的各种市场主体法人治理结构也更加健全，资本市场更加趋于成熟，也有条件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来实施债转股。

　　王兆星认为，与上世纪90年代的政策性债转股相比，本次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更多是为了降低企业杠杆率和财务负担，为企业争取更好的发展空间，债权范围包括正常贷款等，并非专门针对不良贷款。

　　如何避免债转股成为“免费的午餐”？连维良介绍，制度设计上明确了“不兜底、不强制、不免责”。

　　不兜底——债转股由各相关市场主体自主决策，如果形成损失，该谁负责谁负责，政府不承担损失的兜底责任。“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政府不提供‘免费的午餐’。”连维良说。

　　不强制——政府不强制企业，不强制银行，不强制实施机构，不强制某一个特定的债权必须实施债转股。具体是不是要债转股，由市场主体自己说了算，特别是要经得债权人的同意，从这个意义上说，债权人和投资者也不提供“免费午餐”。

　　不免责——整个债转股过程中贯彻股权先于债权吸收损失的原则。如果债转股过程中，确认有资产损失，这个代价必须由原股东先担责。

　　同时，相关部门还将强化监管、强化信用约束、强化追责，对债转股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的监管，依法依规打击恶意逃废债，欺诈串谋等违法违规行为，以最大限度避免债转股变逃废债等道德风险的发生。

　　孟建民表示，市场化债转股能够给那些遇到暂时性困难的企业一定的缓冲期，帮助企业改善和调整优化资本结构。但是，从国有企业来说，根本上还是要通过深化改革、“瘦身健体”、提质增效，实现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