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ndy Fan曾经通过模型证明人口迁徙地区差异效果随着地域空间距离的长短差异而发生变动，说明人口迁移和空间距离存在联系。根据美国的普查局统计，在其迁移人口中，61%会留在原县区（美国州以下最大的行政区），在一个州不同县区间迁移的占19%，而在不同州之间迁移的仅占16%。我国铁路是迁移人口最主要使用的交通工具，迁移人口在跨省际迁移时会以省会城市为迁移核心城市，然后再向相邻经济圈扩散，因此我们整理了我国各省省会之间的站间里程来分析迁移人口及所吸引地区之间的距离。

　　分区域而言，以北京、天津为代表的环渤海经济圈的人口迁移主要以区域内部迁移为主，吸引的是各省之间的人口，如河南、河北和山东等。上海、浙江等长三角地区吸引人口相对较远，而珠三角对人口吸引辐射作用最强，除了湖南是毗邻省份，其余四川、重庆等皆是来自于距离较远的省份。而从迁出省份来看，除了安徽省迁入省份主要为江苏、上海等毗邻省份，其他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份均选择空间距离较远的省份。

　　但除了这些主要迁入地区和迁出地区，大部分省份的迁移距离都是空间距离较近，与吸引中心毗邻的省份，这点也得到支付宝大数据的印证，数据显示，2014年春运期间，十大最热线路分别为：广东—湖南、广东—湖北、北京—河北、广东—广西、上海—江苏、广东—四川、广东—江西、广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安徽，除了广东省，其他区域皆是毗邻省份之间的迁移，外出生活的用户中以离家200—800公里最为集中。

　　3. 资源因素：向教育资源集中

　　区域资源因素包含多种要素，包括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医疗设施、教育设施等，其中尤其教育资源决定了一个区域高素质劳动力以及购买力的潜在供给。我们整理了21世纪以来迁移人口文化素质的差异和变化，发现近年来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在迁移选择上也是出现了分化：

　　a.受过初等教育的人口省际迁移活跃度更高。全国省际迁移人口中，初等教育以下的人口比重有所提高，而受过中高等教育迁移人口的比重明显下降，显示迁移人群主要以城镇化过程中的农业人口为主。

　　b.高等教育人口更偏向于省内迁移。六普中具有高等学历人口省内迁移比重上升了6.4个百分点，而省际迁移比重下降了3.6个百分点。在省际迁移人口中，只有天津和陕西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占比提升，全国其他省份人口都出现下降趋势。

　　c.区域上看，东部地区受过高等教育的迁移人口以省内迁移为主。北京、上海、天津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上升幅度最大，而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人口更偏向于省际迁移，江西、陕西、湖北等省份比重相对更高。

　　4. 房价因素：从来都不是主因

　　如我们此前整理，追求更好的工作、更高的工资改善生活是我国人口迁移最重要的原因，而相对能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的区域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房价和房租，因此对于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而言，在考虑区域拉力的时候，房价等要素并不是其考虑的首要因素。我们统计了美国在21世纪初人口迁徙的主要原因，其中主要包括工作迁移、婚姻变化、住房原因、气候条件等，其中住房原因、家庭变化、工作变化是美国人迁徙的核心要素，而其中住房原因中，美国人主要因为买新房和改善住房等，为了更便宜的住房占比仅仅10%，这也印证了我们此前的总结。

　　人口迁徙模式分类

　　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对我国人口迁移的模式进行了分类，主要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超大城市集聚模式

　　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是这类模式的主要代表（深圳包含于广东省），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已经实现高度的城市化进程，就业非农化任务基本完成，城镇化速度逐步放缓，而人口处于高强度导入状态，但其中短期迁移人口比重较小，迁移流动人口具备较强的长期居留意愿。即使从制度因素来看，这些区域往往执行较严苛的"条件户籍"，但并不能阻止跨省户籍的迁入，背后反映的是全国大量高素质人力资本的不断注入。

　　第二类：外来农业人口导入模式

　　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份是这种模式的代表。这些地区具备相对较高的城镇化水平（低于第一种模式），处于快速增长城镇化阶段，人口处于净迁入状态，但人口沉淀性不强，农业户口人口的迁移比重较高，意味着这些地区未来常住人口市民化任务的艰巨。这些地区往往是城市群人口集聚的次中心和农业转出人口"阶梯型迁移"中以城市群核心城市为终极目标的"中间站"。

　　第三类：内生城镇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