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变动的关键是投资，投资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基础设施大概占整个投资20%-25%，房地产占25%左右，制造业投资大约占33%，其他投资占15%-20%。基础设施投资作为政府稳增长的工具，最近几年一直保持较快增长。尽管我国基础设施仍显不足，但无论从基础设施投资占投资的比重、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还是地方政府负债和投资能力，都没有大规模扩张的空间和条件，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会逐步减低，到2018年后可能增长10%左右并维持一段时间。考虑到房地产的存量和城市化水平，房地产投资增量已经有限，房地产投资接近零增长可能是底部，目前看将在2018年左右会基本触底。

　　制造业投资又包括传统重化工业、轻纺等传统消费品工业、装备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投资，这三部分投资分别占27%、33%和40%左右。制造业投资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消费和出口增长。目前看，传统重化工业和部分装备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如果去产能进展顺利，也要到2020年才能基本出清，在此之前投资增速会持续下降。轻纺工业投资受出口、消费影响基本稳定。高技术制造业、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依赖于新动能、新产业的培育，这些产业发展已初露端倪，但要稳定制造业投资或带动制造业投资企稳反弹，最快也要到2018年左右。

　　目前，我国经济处于探底的过程中，正是压力大、困难多、风险高的时期，同时转型成功的曙光也已开始显现。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我国经济有可能在2018年实现触底，底部增速应该接近或略低于6%。这里所说的触底，不是说将会出现所谓的V型或U型反转，而是说增长速度不会继续下降，从而进入L型的下边，也就是进入一个均衡、可持续性的增长平台。从国际经验看，这个平台有可能稳定5到10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

　　关于“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速度问题

　　考虑到“十三五”时期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水平和需求变化趋势，建议把经济增长调控目标定在6.5%左右，同时明确指出这一调控目标是预期性和指导性的，不是约束性的，在实际调控中允许有上下1个百分点的波动。

　　首先，经济增长速度调控目标要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相衔接。“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年均保持6.5%，以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要求2016年至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6.5%。

　　2013年，我们估计的“十三五”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在6.5%左右是学界研究结果中较低的。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修正我们的结果，现在看来，由于资本产出率不断降低，潜在增长率估计也许偏高了一点。当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和政府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是凝聚共识的旗帜，砥砺前行的方向，不能轻易动摇，但也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地加以调整完善。

　　其次，经济增长速度目标要考虑就业需要。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失业率之间有一个相对稳定关系，在确定增长速度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就业目标。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美国失业率的红灯线锁定在5%左右，欧盟锁定在6%左右。失业率超过这个水平，政府就要刺激经济，扩大就业岗位。

　　尽管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年下降，就业压力降低，但考虑到每年的城镇化率要提高一个百分点，有近700万农村居民要到城市就业，还有700万大学生要就业，这几年我国一直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下、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作为就业目标。根据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实现上述就业目标需要经济增长6.5%左右。

　　再次，确定经济增长速度也要考虑实现的可能。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增强，产业体系完整，国民储蓄率仍然较高，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红利不断释放，经济体制活力显著增强；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十三五”我国经济最大的潜力所在。

　　区域经济之间差距较大，经济有巨大的回旋余地。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健全，宏观调控能力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明显提高，宏观经济政策仍有空间。只要踮起脚够一够或跳一跳，应该可以实现6.5%左右的目标。所谓踮起脚或跳一跳就是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水平。

　　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选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