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调研团队发现，企业融资两极分化现象较为严重，大中型国企与大型民企（银监会确认的产能过剩行业除外）由于银企共生关系紧密、政府隐性担保、企业运作相对规范等因素影响，融资难度较小，议价能力较强，融资成本较低。

　　王朝才据调研中统计的数据反映，约有85%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型企业能以基准利率或基准利率上浮5-10个百分点获得银行贷款。但是，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在银企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自身也存在经营不规范、账务不透明的短板，融资难度大，议价能力弱，融资成本高。数据显示，中小企业能以贷款基准利率或上浮5-10个百分点的利率水平获得贷款的比例不到20%，且主要集中在中小型企业中的“大”企业。

　　小微企业贷款利率通常在基准贷款利率基础上上浮30个百分点以上，如果没有可变现的抵押物和担保，贷款利率上浮更高。而据广州市商委调研资料显示，中小微企业平均融资成本占融资总额的12%，远高于基准利率。

　　在南方某省，省经信委2015年四季度工业企业调查问卷显示，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融资利率为6.1%，虽然有68%的企业反映利率下降或持平，但加上风险保证金、担保费、评估费、保险费、公证费等费用后，仅有48%的企业反映融资费用比上年有所下降或持平。

　　而据上述华东某省民间借贷监测利率显示，2013、2014、2015年民间借贷利率虽有明显下降，但仍是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3.5-4倍。

　　王朝才告诉记者，对于政府而言，企业成本可以采取“一刀切”的行政方式迅速降下来，比如，大幅降低社保费率、大幅降低税收，一定可以受到企业的热烈欢迎。然而，如何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发展，如何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稳步提升，势必成为降成本之后政府将面临的更大难题。事实上，企业成本肯定不是越高越好，但也并非是越低越好。政府推出降成本的举措不能“摁下葫芦浮起瓢”，必须兼顾多方利益及其长远发展的客观需要。

　　华东一家企业对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调研团队表示，该公司总成本构成中，用电用能成本约占49%，原材料成本25%，人工成本19%，其他成本7%，用电成本高和发电上网难成为制约企业运营的突出问题。

　　王朝才认为，中国现在能源管理体制和能源定价机制相互关联、相互交织，导致企业用能成本居高不下。用电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由政府部门确定定价，企业不能通过市场机制对这些成本进行讨价还价。

　　上述华东企业反映称，首先就是现在自备电厂发电上网收费高，企业利用余热每发1度电，需缴纳各项上网基金成本0.06871元，该公司自备电厂到2015年年底共上网发电接近12亿度电，公司缴纳上网基金费用为7000多万元。其次是备用容量费过高，无论企业是否用电，每月需交纳备用容量费1080万元。“电力直接交易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工业企业特别是部分资源型优势特色产业因电价相对较高而‘用不起电’与火力发电企业因没有发电容量而‘发不出电’的矛盾日益突出。电力体制改革不彻底，地方电网主辅不分、厂网不分现象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电价”传导不顺、电力市场混乱等问题丛生。”王朝才告诉记者。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方案》提出加快推进能源领域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加快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合理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无论是哪种性质（行政性、资源性、市场性等）的垄断，都将抬升企业成本的水平。因此，破除垄断，维护公平竞争的格局，是政府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的一项基本职责。特别是在我国，从计划经济脱胎而生的市场经济尚未全面成熟，更是面临着诸多垄断行为，亟待通过深化改革予以有效解决”，王朝才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