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体系不会自动改善 刘学良 长期以来，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是经济学中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十分复杂，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得到广泛共享，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目标就没有达到；反过来，收入分配格局又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不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和结果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经济理论中，最早系统地探究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进而造成庞大的产业后备军队伍视为收入分配不断恶化、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核心机制，收入分配不断恶化是资本主义的固有趋势。 20世纪50年代，西蒙·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形曲线”假说，是关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二者之间关系著名的观点。该假说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收入差距会逐渐拉大；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差距呈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轨迹。库兹涅茨的依据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在经济发展初期，非农业部门比重的提高使得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非农业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将趋于稳定，收入分配差距开始缩小。不过，从后来的实证研究来看，各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并未完全支持这一假说。 如果说库兹涅茨假说对收入分配的看法是乐观的，对这种乐观情绪打击最大的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2014年初，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英文版出版，随即在经济学领域掀起了一轮世界范围的“皮凯蒂热”。该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差距具有不断扩大的内在趋势。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在于“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即皮凯蒂所谓的“r>g”机制。皮凯蒂运用近300年的长时段历史数据，考察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20世纪上半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确实出现了缩小迹象，这与“倒U形曲线”描述的状况一致。但皮凯蒂指出，其中的机制并非是产业结构变迁，而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等非常态因素摧毁了大量私人财富。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欧陆各国普遍采取了不同程度的“福利国家制度”，英美则主要诉诸“高累进税制”，从而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抑制了贫富差距的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等国家纷纷降低财产、遗产、收入的最高边际税率，收入差距又重新开始扩大。皮凯蒂预言，若不采取有效措施，21世纪的收入分配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从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至少可以达成两点共识：其一，收入分配差距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改善；其二，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不仅是“社会公正”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是确保经济增长可持续的必要条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利于经济增长。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应当是而且也完全可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的关系。首先，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利于更好地改善收入分配，片面追求收入分配差距缩小而牺牲经济增长是不可取的。其次，良好的收入分配格局也是确保经济增长可持续的必要条件。众所周知，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如果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可以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到了一定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就必须回归到主要依靠消费上来，这一点对于经济大国尤其重要。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就要求收入分配格局呈现“橄榄形”，也就是说需要形成一个较大规模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的消费意愿高于高收入阶层，消费能力又高于低收入阶层，因此是消费的主力军。反之，如果收入分配格局呈现“金字塔形”或“哑铃形”，则不利于消费需求的提升，也就无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把握好公共服务中一对关系 张 琦 目前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格局是在二战后奠定的。二战前，“自由放任主义”盛行于西方，各国政府的作用基本限定在亚当·斯密划定的范围内，即充当“守夜人”角色，仅负责国防、公共安全和某些公共工程。二战结束后，西方各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开始发生变化，集中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大力施行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的“需求管理政策”；另一方面，政府开始介入传统上由市场负责的养老、医疗、就业、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走向不同程度的福利主义。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之所以发生变动，有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原因，但更多是形势所迫——走出“大萧条”的泥淖和战后欧洲重建，都需要政府挣脱“守夜人”的枷锁，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理论上，公共服务由政府负责或部分负责的理由主要有三。其一，国民身体素质和知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一国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进而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如果追求经济增长是政府的目标之一，那么政府当然应该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负责。其二，教育、医疗等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市场无法自发提供或提供不足，因此政府应积极提供以弥补市场的不足。其三，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基本生存能力是人的基本权利，因贫穷而无法接受基础教育或无法享受基本医疗救助是不公平的。 政府有责任提供公共服务，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市场发挥作用。政府负责的应是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即便在政府负责的领域，也应尽量引入市场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 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西方国家曾有过教训，主要表现为过度福利化和效率低下。政府通过福利化来进行二次分配，客观上起到了改善收入分配、促进公平的效果。但过度福利化的后果是财政不堪重负，陷入恶性循环。此外，政府部门从事公共服务生产，往往效率低下，将公共服务的生产环节“外包”给私营部门有助于改善效率。20世纪80年代，英国等西方国家发起公共服务“再私有化”运动，希望以此来克服过度福利化和效率低下。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未彻底扭转局面。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政府不垄断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政府提供的一揽子公共服务不可能满足人们的所有需求。由于公共服务的时空特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并不能均等地涵盖所有区域细节。另一方面，弹性较大的人群将对公共服务有更高的需求，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往往符合中等收入弹性人群的需求。 其次，区分公共服务的提供与生产。将公共服务提供和生产区分开来，是20世纪后半叶公共服务理论的重大发展，也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对公用事业实行“再私有化”实践的理论基础。其思路是：公共服务所需费用仍主要由政府通过税收等手段筹集，但政府将生产环节“外包”给私企或其开奖直播非政府组织，并通过各种手段对公共服务生产者进行监督，以确保其产品和服务符合要求。 再次，政府通过提供公共服务进行再分配，但要避免反向再分配。若财政支出环节主要投向高端医疗、高档公共设施等主要服务于富人的领域，则会造成支出环节的反向再分配。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社保全覆盖与有效控制支出 孙守纪 社会保障是现代国家的一项重要社会经济制度，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志。近年来，福利制度和债务危机的关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3年7月，美国底特律市宣布破产，这是美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城市破产案。虽然导致破产的原因众多，但是该市公务员养老医疗福利计划产生的巨额债务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既要考虑民众的社会保障需求，也要考虑国家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避免社会保障制度过度福利化。 缴费型社会保障计划和非缴费型社会保障计划，两者既要严格区分又要相互配合。比如，社会保险是典型的缴费型计划，而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是典型的非缴费型计划。在享受待遇的资格标准上，非缴费型计划无需缴费，符合一定标准即可享受；而缴费型计划只有符合一定缴费标准，才能享受。在资金来源上，非缴费型计划主要来自政府一般税收，而缴费型保险计划主要来自私人部门缴费。在功能上，非缴费型社会保障计划更加注重贫困救济和收入再分配；缴费型社会保险更注重稳定收入、平滑消费。只有分清非缴费型社会保障计划和缴费型社会保险计划功能和性质，在制度设计上合理搭配，在管理运营上相互协调，在参数设置上相互补充，才能在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的同时，有效控制财政支出规模。 原则上，社会保险计划可以实现完全由私人部门融资，政府只负责运营管理而不提供融资，这是英美等国的情况。但是，当社保基金出现收不抵支时，政府可以提供补贴，实现三方融资（雇主、雇员和政府）。三方融资意味着三方共同负担基金支出，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共同承担改革成本。这就是政府“花钱买机制”，政府通过“融资”实现建立有效的三方协商“机制”，这是北欧各国的情况。最糟糕的是，虽然政府提供补贴，实现了三方融资，但却没有建立有效的三方协商机制。特殊利益群体等强势部门只能“同甘”，不能“共苦”，导致政府陷入财政补贴的无底洞，福利制度岌岌可危，这是希腊、法国的情况。 正确全面理解公平问题，要注意区分精算公平和再分配公平。例如，增强养老金的公平性并不是要求养老金绝对平均，而是强调制度公平和规则公平，在科学设计的基础上实现精算公平和再分配公平。精算公平要求加强缴费和待遇之间的联系。再分配公平强调减少贫困，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和谐。相对而言，社会保险计划侧重精算公平，而非缴费型计划侧重再分配公平。与此同时，增强公平性，要和发展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结合起来。 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总额的同时更应该侧重调整结构，侧重向中低收入人群倾斜。以爆发债务危机的希腊为例。希腊的养老金支出高于欧盟国家平均值，但这些支出并没有支付给最需要帮助的人群，再分配效果和减贫效果并不显著。2002年希腊老年贫困率为25%，远高于欧盟15国的9%。一般而言，由于社保制度存在再分配效应，老年贫困率要低于一般人群，希腊却与此相反。希腊一般人群贫困率12%，欧盟15国一般人群贫困率为10%。这种反差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不合理，政府补贴大都流向了具有较大话语权和较强议价能力的阶层。公务员和律师等专业人士领取的养老金中，75%来自政府财政补贴，而私人部门雇员享受的补贴不到20%。由此可见，虽然总支出水平提高了，但是不完善的社保制度使得特殊利益群体享受更多补贴，因此无法实现收入再分配和减贫的目的。 （作者单位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 《 人民日报 》（ 2016年04月08日 23 版）来源－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本港台直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