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网站2月2日发表题为《观点：特朗普领导下的国防工业新规则？》的文章，作者为拜伦·卡伦，编译如下：

    对美国军工企业而言，过去10到15年间的价值创造手段主要有让现金向股东回流，通过裁员维持盈利和现金流。此外，一些企业还借助于设施的整合、国际业务量的增长和项目的执行。

    成长型投资者已经取代了以价值为导向的股东，因此对管理层而言，若想创造更大价值，有利可图的销售增长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

    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改写价值创造方面的某些规则。国防承包商们很可能会发现，某些在过去10年间能够创造出价值的方法再也行不通了，这就要求它们必须拿出一套新的战略和战术。美国的国防承包商们可能会发现，它们需要修改供应链关系、更加注重人力资本、进一步推动跨国公司建设、削弱出口对企业的导向性。

    首先带来变化的是“美国优先”理念和特朗普对在美国提供更多制造业高薪岗位的关注。贸易补偿和国际联合开发，已经成为定义国防贸易的一种属性。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从印度塔塔集团采购C-130J运输机的尾翼正是前者的一个例子，而F-35战斗机项目则是最能说明后者的一个例子。

    2017到2020年，如果特朗普将矛头对准国防贸易中的补偿行为，不允许将相关工作从美国送往其他国家，那么美国航空业将不得不考虑该采取怎样的对策。“美国优先”的负面作用可能会带来另一项挑战——其他国家更加强硬地将自身利益放在首位。

    此外，特朗普正在释放他将要求进一步降低武器价格这一信号，他有关F-35和新“空军一号”的推特就是例子。尽管目前来看，他的言论似乎只是在摆摆样子，但是五角大楼高级政务官仍有可能真的落实这些计划，努力通过谈判得到承包商们不会轻易同意的低价。

    降低价格可能会使承包商们从3条老生常谈的路线中选择一条：向供应商施压，atv直播，要求降价；与五角大楼合作简化要求和法规；通过更好的经营管理（精益生产、供应链管理、员工培训）优化成本结构。从国防工业的角度来看，第一个选择的吸引力最低，不妨想一想这种行为已经对汽车业造成的损害，直播，以及可能对商业航空业造成的损害。

    一再要求降低成本会产生一个副作用——引发国防工业更大规模的重组。

    最后，对工程技术人才和熟练技工的争抢可能会加剧。对拥有工程学位的美国公民的争抢可能会加剧，并且国防工业将不得不更加重视人力资本的招聘、保留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