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报价机制的第二部分决定因素，只有当美元走强时，才意味着人民币有可能走弱。但是，报价机制的第一部分，反映外汇供求关系的“上日收盘价”仍然可以影响第二天中间价的方向。如果如前所述的价格杠杆作用正常发挥，“上日收盘价”仍有可能呈现升值走势，而不一定必然贬值。

　　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多，不只是美元指数这一个因素。韩国货币今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升值的，是表现最好的亚洲货币之一。10月份以来，韩元的明显走弱，是由于三星公司产品召回、国内政局动荡等负面消息的冲击，却绝非简单的美元走强所致。同期，atv，我国经济触底企稳的信号越来越多，如PPI转正、制造业PMI指数走强、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回升、境外增持人民币资产等等，国内外金融市场都反响积极，可惜唯有国内外汇市场对此没有任何响应。

　　当然，通过央行干预，来打破这种预期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贬值的恶性循环，也可以是一条出路。但这也就意味着市场永远不可能成长，永远不能丢开央行这根拐棍，市场化的汇率也就无从谈起。日前，央行再度发声，强调人民币汇率稳定有条件，包括市场传闻出台了一系列外汇调控措施，都是不得已之举。虽然暂时安抚了市场情绪，却也意味着市场化道路上的挫折。

　　避免看空人民币成为一种偏执

　　日报：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现行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美元继续走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可能会进一步下跌?

　　管涛：这点不可否认。但是，相信大部分中国人(包括本人)并非外汇专家，并不能准确预判美元指数的走势。这种情况下，可取的方法是，根据外因需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状况做出预判。因为，只要相信中国经济自己没有大的问题，即使有外部冲击，也将是暂时的。

　　日报：强势人民币的基础是否还在?

　　管涛：美国经济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中国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差。如果美国经济好，特朗普就不可能“逆袭”希拉里。如果美国的经济问题那么容易解决，也就轮不到特朗普出招。诚然，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正在经历这样或者那样的挑战，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绩正是美国所艳羡和效仿的，所以美国政府才重提出口倍增和再工业化计划。

　　日报：现在，国内一些机构和家庭都因为担心人民币贬值，而忙着布局增加外汇资产或境外资产配置。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管涛：现阶段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状况，不完全与经济基本面情况有关，可能受到市场情绪的影响。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资产多元化配置是大势所趋，国家也是支持和鼓励的。自2014年二季度起，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资产项下(包括对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就由净流入转为净流出。直到“8·11”汇改之前，这种流出都是有序的，没有对外汇市场造成大的冲击。只是2015年下半年，受国内金融市场异常波动的影响，市场信心动荡，形成一致性的贬值预期，才酿成了资产和负债项下(包括外来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同时净流出，导致外汇供求关系急剧恶化，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

　　进入2016年二季度以后，海外对于中国金融市场的波动逐渐理解和适应，对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逐渐缓解，境外机构和个人又重新配置人民币股票和债券资产，负债项下重新转为净流入，二季度整个资本净流出势头和外汇储备降幅趋缓。同时，香港市场上一年期无本金交割的人民币远期(NDF)，当前也不过溢价2000多个基点(即预期一年以后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两角多)，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上万点的溢价绝不可同日而语。港元对美元汇率也一直在“强方兑换保证”（触及“强方兑换保证”意味着有外来资金流入香港，对港元需求增加，刺激港元升值，迫使香港金管局沽出港元而买入美元，以稳定港元汇率），显示境外并没有利用港元做空人民币。

　　但遗憾的是，海外偃旗息鼓了，反倒是境内有些势力还乐此不疲。殊不知，即便在完全开放的情况下，本土化投资偏好，投资自己熟悉的市场、熟悉的产品，依然是全球资产配置要遵循的基本准则。这也是我国这轮资本净流出先从资产端开始的重要原因，因为我们的机构和家庭在本土市场更具有信息优势。仅仅因为规避汇率波动风险，就贸然增加外汇资产或者境外资产配置，很可能是刚出狼穴又入虎口。实际上，海外成熟市场，其企业和家庭既没有外汇存款，也没有外汇贷款，非政策不许，而是不愿为也。

　　日报：截至10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12万亿美元，是否足以应对未来人民币汇率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