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政府是历代少见的商业驱动型政府，眼看着房地产市场如此有利可图，也积极投身进去，在都城与各州设立“店宅务”，直播，专门经营官地与公屋的租赁。天禧元年（1017年），汴京店宅务辖下有23300间公租屋；天圣三年（1025年），京师公租屋的数目又增加到26100间。

宋政府设“店宅务”经营公租屋，目的有三：

一是分割房屋租赁市场的利润，以增加财政收入。

二是将公租屋的租金设为专项基金，用于维持当地的公益事业。

三是为城市的中低收入者提供基本住房。

相对于私人放租的高档房屋，“店宅务”的房租比较低廉，天禧元年开封府一间公租屋，每月租金约为 500文；到了天圣三年，在物价略有上涨的情况下，租金反而降为每间每月430文。当时一名摆摊做小买卖的城市底层人，月收入约有3000文，每月四五百文钱的房租，还是负担得起的。

房子不仅是开发商与政府的摇钱树，更是居民生存于社会必不可少的容身之所，因此，宋政府也不敢放任房价一再飙升，动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是少不了的。

今人见识到的“限购”政策，其实宋朝政府已经在使用了。宋真宗咸平年间，朝廷申明一条禁约：

“禁内外臣市官田宅。”

即不准中央及地方官员购买政府出让的公屋。希望将申购公屋的机会留给一般平民。宋仁宗天圣七年，宋政府又出台“第二套房限购”政策：

“诏现任近臣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置屋。”

现任高官除了正在居住的房产之外，禁止在京师购置第二套房。

由于两宋时期大城市的房屋自住率不高，“租房族”数目庞大，宋政府将房市调控的重点放在房屋租赁价格上，时常发布法令蠲免或减免房租，如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正月，

“诏：以雪寒，店宅务赁屋者，免僦钱三日”；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二月，这里的“官舍”，就是“店宅务”经营的公屋。公屋具有“廉租房”的性质，租住者又多为城市的中低收入群体，因而，宋政府在极端天气时节（雪寒）或重要节日免除租户数日房租，合情合理。

不过，有时候，宋政府也会要求私人出租的房屋与公屋一起减免租金，如北宋至和元年（1054年）二月，仁宗“诏天下州县自今遇大雨雪，委长吏详酌放官私房钱三日，岁毋得过三次”；这里有一个“度”需要政府把握好，否则势必受到业主的抵制、市场的报复。南宋末有一位叫做胡太初的官员，就对政府频繁放免房租的做法提出非议：

“不知僦金既已折阅，谁肯以屋予人？积至塌坏倾摧，不复整葺，而民益无屋可居矣。是盖不知贫富相资之义者也。”

意思是说，官府老是要求业主将租金打折，那今后谁还愿意将房屋租给别人居住？就算租出去，房屋坏了，业主也必不愿意掏钱修葺，最后租户将“无屋可居”。官府的做法看似是恤民，其实是不知道“贫富相资”的道理。

宋朝毕竟是商品经济很发达的时代，人们对市场的定价机制并不陌生，如叶适认为，“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对富人的财产权，宋人也明确提出要给予保护，如苏辙痛骂王安石：

“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平民，不知其不可也。”

所以才有明白人站出来非议政府的减租政策，强调“贫富相资”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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