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对于物质的不懈追求往往也与不怀好意的嘲讽相伴，用保罗?福塞尔的话来说，这个群体过于「害怕自己淹没在人群里」，所以才必须把欲望对外呈现，于是「生活通常被挥霍在一种急不可耐的贪求中，贪求那些触手可及的范围内的小物品。」

　　无论是「昌平名媛生活指南」，还是「让孩子不和没有英文名的小朋友一起玩」，这种刻薄总是同时来自上下两个阶层的不屑一顾，前者不怎么看得惯新贵们的东施效颦，后者则记恨阶级固化带来的窗口关闭。

　　然而中产阶级本身却无意或是无力做出多少辩驳，他们有着太多的注意放在那些依然没有得到满足的地方，雅克·巴尔赞称中产阶级是「二十世纪中晚期造就的温顺消费者」，则为中产阶级赋予了熨贴的含义。

　　一份针对33个年收入超过40万以上的家庭访谈显示，海淘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为精神需求买单的产物，比如像是Burberry和Celine的包包就逐渐变得比LV这种传统奢品更受欢迎，因为「没那么大众化，身边背的人很少，也不会把Logo刷遍全身。」

　　几年前，《金融时报》在中国的调研也佐证了这种祛魅趋势的到来，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只有18.8%的受访者最想拥有的奢侈品品牌是LV，而在规模较小、消费能力较弱的城市，这一数字是38.3%。

　　在知乎上，曾有男性用户提议「用农夫山泉空泉水加喷壶替代雅漾大喷」——后者是一款以天然泉水为主要成分的保湿喷雾产品——遭到几乎每一个女性用户的讥笑和驳斥，的确，从直男思维出发，可能所有奢侈品都会被视作是「智商税」的变种。

　　当然，更具穿透力的反诘，则是「GTX 760又不是不能用，为什么要上1080 Ti？」

　　这种对追求更好、新鲜和现在拥有不太一样的现状似乎看见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身影，而洋码头就托物言志的借着「洋务运动」的台词打出了「洋物运动」的旌旗：不仅加大力度促销海外商品，还在武汉、南京和广州等城市——这都是曾经的口岸城市——设摊宣传洋货之美，想要引起共鸣和找到志同道合之仕的也就是上述三类人群。

　　有人，就将对海外商品的物质追求，视同为崇洋媚外，也是对国内经济的重要打击。所以国务院正式批复发改委的请示，同意自2017年起，将每年5月10日设立为「中国品牌日」，这相当符合经济学家林毅夫所主张的产业政策路线，也就是政府搭台、市场唱戏，前者必须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1928年，国民政府曾经颁发了「国货」标准，总计分为七等，「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完全本国原料，国人工作」乃是大大光荣的第一等，而「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外国原料，外国技师」则为勉强及格的第七等，在七等之外，则均为刻意贬损的洋货。

　　不过，纵使政府、商会和民间的热情高涨，在事关自身利益的消费行为上，爱国主义并没有左右人们的决策，根据国民政府的统计，1933年——也是「国货运动」的启动元年——进口商品的累计价值创下海关记录，达到9亿元之巨。

　　缺乏品质竞争而依赖情绪红利，是「国货运动」被认为收效惨淡的原因之一，而保护主义更是饮鸩止渴的陷阱，它摧毁的是商业文明最为重要的公平机制。

　　如果积贫积弱的工业基础是百年之前的中国难以克服的天然障碍，那么重新获得全球地位并拿到规模优势的现代中国，则更多的是跌在了软件而非硬件的资质层面，是一场从洼地到高地的阵地战。

　　然而，结果依然是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的旅客中，只有1%是中国人，但中国人创造了25%的免税品销售额。

　　这是国产品牌素来难以与之抗衡的货架，相比发达国家的商业积淀，资历尚浅的中国企业很难在非标准品的高溢价市场占得一席之地，这里的消费者也不再容易受到定价策略的左右，而是相信强势品牌对于商品品质的背书。

　　就像可口可乐公司的创始人艾萨?坎德勒所言：「可口可乐的所有公司所有财产在今天突然化为灰烬，只要我还拥有‘可口可乐’这块商标，我就可以肯定地向大家宣布：半年后，市场上将拥有一个与现在规模完全一样的新的可口可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