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如何进入凯鹏华盈则是另外一个故事。在沃顿商学院一堂课上，当拉斐尔·阿密特（Raphael Amit）教授的PPT出现后，VC排名第一的凯鹏华盈赫然醒目。周炜在想，如果有一天我进入这家公司会是怎样？尽管诸多投资机构已经向周炜伸出了橄榄枝，并且给予更高的头衔时，他还是选择了从凯鹏华盈的中层岗位做起。

　　一个插曲是，在此之前周炜对投资就嗅觉灵敏。2006年在美国学习时，Facebook让他意识到了社交在互联网中的地位，于是在国内寻找类似公司。他看中了王兴创办的校内网，当时准备投资500万元。但是由于身在美国，与王兴只能远程交流，投资最终搁浅。

　　一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投资历史如果稍加改动，就可以成为中国互联网史。

　　1997年，张朝阳凭借自己的执着和对雅虎的模仿，融资18万美元回到中国创办几乎谁都看不懂的搜狐时，互联网世界的第一批冒险家们才知道，商业计划书可以换来梦寐以求的资金。

　　周炜则经历了2005年以后的互联网投资世界。2005年，伴随着诸如58同城、去哪儿网等一大批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崛起，第一批亦从海外归来的风投机构开始在中国寻找猎物。

　　比如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在2005年回到国内，此后投出阿里巴巴、腾讯等中国巨无霸公司。同样是在2005年左右，诸如北极光、启明创投等大量本土风投出现。当时本土品牌还是以美元基金投资为主，做事风格则与美元基金一模一样。

　　2007年，周炜和凯鹏华盈一起进入中国。他把过去的人生分为两个十年：如果说第一个十年里，实达让他初识了资本与商业，凯鹏华盈则在第二个十年教会了他如何运用资本的力量。比如，在这里周炜学会永远“Think Big”。他总是在寻找足够大的猎物，那些“平台型”公司则是目标。

　　在他看来，平台型公司有三个特点：首先，它的未来一定充满想象，商业模式不可预期；其次，平台形成后自然会形成内部良好的“自循环”体系；最后，一旦自循环体系形成，这种类型的公司则很难被颠覆。

　　寻找这样的公司，他有自己的一套“成吉思汗”式的游牧法则。在选定一个领域后，周炜会让自己的团队直扑上去，在2至3个月内全部人员都在寻找该领域投资机会。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对于优秀公司而言，早期窗口转瞬即逝。如果在6个月内还没有投资，估值可能就会翻倍，那时候再想投资则会付出更高的成本。在2013年左右，他为团队制定了三个围猎牧场：无线内容平台、企业级服务、O2O。

　　当时，凯鹏华盈的TMT团队几乎看过了这三个领域中的所有明星公司，但是周炜依旧告诉自己要学会克制。“作为一个早期机构，我们手里的资金有限，三个领域里只投放一个。”他的分析是，O2O需要不停烧钱，在此领域里出现的公司可能会做很大，但如果下一轮融不到钱，机构还要继续跟投，而他发现自己手里似乎没有那么多资金；企业级服务所有产品似乎差异性很小，加之周炜是做企业级服务出身，深知中小企业对于企业级服务付费的意愿不高；内容平台则正在处于爆发前夜。“内容平台的投资回报在一个时间段内一定最高，所以我们选择把钱放在这儿。”他说。

　　喜马拉雅正是周炜经典投资之一。在喜马拉雅创始人余建军的回忆中，与周炜见面后，他并没有像其他的投资人一样展开“凌厉攻势”，一味地追问商业模式和用户数据等问题，反而和余建军探讨喜马拉雅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当听到余建军已经初步建立与几百个音频工作室的合作关系时，周炜大为惊喜，认定喜马拉雅最终会成为行业翘楚。

　　“早期风险投资就像夜里去路边摊吃饭，即使光着上身也没有关系，只要关键部位遮盖好即可。”周炜说。言下之意，早期投资避讳关注太多细节，抓住要点决定了一家公司最终高度。“他是一位真正能看懂行业规律的人。”余建军如此评价。

　　他亦有强悍一面。比如周炜不允许“风闻奏事”者影响结果。投资机构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当一项投资经历花费数月做完了完整的尽职调查、法律协议亦准备完毕时，诸如位高权重者的一句“我听说这家公司有问题”会毁掉整个投资计划，之前的工作也丧失殆尽。周炜谨防这种局面的出现，他的总结是：一项重要决策在最后阶段，除非你有非常坚实的基础作为判断依据，否则“听说”、“有问题”这类词语严防在投委会上出现。“你听谁说的？这个人做了哪些研究得出的结论？”——他相信调查远比传闻可信。

　　韩坤看上去是那种毫无特点、没有任何攻击性的人；刘强东则凌厉、决断，两人完全不同。周炜能够和他们任何一个人做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