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实践当时就证明，在通勤范围内的小卫星城，难以抗拒主城区的巨大产业吸引，沦为纯粹睡城，形成一个钟摆式的巨量通勤交通，反而增加了交通压力。

　　北京的绿隔地带已经名存实亡，被城中村所占据。 城市版图已经扩张吞并了原先的边缘集团。

　　北京近30年来的发展也正是如此。

　　原本圈定的市区边界、公路一环收费高速公路已经成为城市快速路五环，生活在五环外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五环内，绿隔地带的设计早已名存实亡。城市规模远远突破了规划者的预想范围。

　　到60年代中期，伦敦编制新的发展规划。利用三条主要对外快速交通干线，在交通干线远端，相距伦敦100公里左右的南安普顿—朴次茅斯等地建设具有“反磁力”作用的区域中心城市，才推动了大范围区域的平衡发展。

　　尽管经过了修正，大伦敦规划仍被誉为世界大都市区域规划的典范之作。

　　请注意这个思路。

　　通俗的说，面对强大的主城，弱小的新城不要太远，也不能太近，要拉开一定的距离，超越日常通勤的时空，才能避免沦为睡城的命运。

　　所以，规划设计学者们提出，国家教科文卫副中心、行政新城的选址不应位于京津发展轴线上，而应在北京通勤都市圈以外的河北腹地。

　　在北京市域外的更大范围进行新城布局，这样才能有利于北京功能疏解，抗衡京津城市引力、带动冀中南地区、促进京津冀均衡发展。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低人口密度是人口高度密集的东方难以想象的，伦敦核心地区之外不过2公里，就是低层的联排别墅区。

京津冀的多中心新布局

　　因此，现有京内的诸多边缘集团、卫星城，乃至环京一圈的北三县、廊坊、固安、涿州乃至天津武清等地均不适宜作为全新的大型新城的考虑范围。

　　像白洋淀地区，距京100公里，不远不近，正处于便于联系、但难以通勤的距离位置上，就不宜继续一圈圈被动的围着北京摊大饼了。

　　正如文件描述的那样——“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

　　而把新城建设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反磁力吸引”作用的中心。就是一定要有吸引力，打造交通更便捷、功能更完善、经济更繁荣、生态更美好的新区。

　　只有这样，企业才愿意去，人才才愿意去，也才能疏解主城区的功能，减轻主城区的压力；同时，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解决经济、人口和城市的合理均衡发展问题。

　　区域经济学和国际经验表明，现代化的首都圈/城市群，不仅要有现代化首都/核心城市，而且要有与其配套的现代化周边地区。

　　2001年，吴良镛主持完成的《京津冀规划一期报告》，就把京津冀描绘为“发达的中心城市，落后的腹地”。时隔多年，这一状态未见改观，反呈扩大趋势。也就是所谓的“环京津贫困带”。

　　发展落差的不断扩大，既不利于解决京津两大核心城市由于人口和产业聚焦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也使得河北省在承接产业转移、接受经济辐射方面存在明显的困难。

　　吴良镛带领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团队提出，北京中心城区是国家的主要核心之外，其他的一些部分就不必都在中心城区里。

　　理想状态是形成一个以大城市为核心，多中心网络化的城市群，既有节点，又有网络，节点有大小、有等级，通过空间交通相联系，每一个节点应该形成自己的位置、主要功能。

　　这些思路被高层采纳，也就是今天的京津冀规划乃至雄安新区总体格局。

历史回归的新三角

　　就像要雄安新区对标深圳、浦东，并非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待遇，实质是京津冀要对标珠三角与长三角乃至世界级城市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