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烟雾事件发生时，英国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为了遏制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硫、粉尘等物质形成酸雾，英国政府在1956年出台了世界上首部环境空气污染防治法律《清洁空气法》。

　　英国政府立法划定禁止燃烧煤炭的“烟尘控制区”，进行壁炉改造，其中政府都会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

　　从1958年到1968年的10年间，伦敦颗粒物年均浓度降低了约80%，二氧化硫降低了60%以上。

　　1974年，英国又出台了《空气污染控制法案》，限制用于机动车和壁炉的油品中硫的含量。2008年，英国启动“环境改善基金”，各级政府可对雾霾防治和绿色能源技术进行投资。

　　在政府的政策主导与能源结构调整的共同作用下，直到1980年，伦敦的“雾日”才大幅减少，基本上摆脱了“雾都”的绰号。

　　与伦敦雾霾的主要成分不同，美国洛杉矶的雾霾主要由具有强氧化性的臭氧构成，被称为光化学烟雾。

　　20世纪40年代，洛杉矶是美国机动车保有量最高的地区之一，大约有250万辆各种型号的汽车。

　　1955年至1967年间，美国相继颁布了《空气污染控制法》、《机动车空气污染控制法》等法规，但都未能明显地控制洛杉矶的雾霾，主要原因是缺少有效的管理体制。

　　1967年，加利福尼亚州成立了专门负责为空气污染源制定标准和法规的“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1970年，该委员会强制汽车制造商给所有在加州出售的汽车的排气系统上安装三元催化器，这被看作是成功治理空气污染的关键一步，目前加州汽车尾气污染物只有30多年前的1%。

　　1970年，美国环保局成立。当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清洁空气法》，1988年加州通过《加州清洁空气法》，将空气质量标准上升到法律层面，保证处罚有法可依。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折磨洛杉矶人近半个世纪的雾霾才有了明显改善。

　　“抗霾战争”不仅是一场持久战，更是一场拉锯战。近期在欧洲多国，直播，雾霾再度卷土重来。

　　2017年1月23日以来，英国多地遭遇严重雾霾侵袭。大本钟、“伦敦眼”、千禧桥看起来“似有似无”，就连丘吉尔的铜像也无奈地淹没在雾霾中。

　　希斯罗机场共有超过100架飞机因为雾霾取消了航班。

　　与上个世纪伦敦单纯的“酸雾”不同，如今各国雾霾的成分更加复杂，对于“复合型污染”，治理的难度更加巨大。

　　2016年12月29日，法国首都巴黎，埃菲尔铁塔若隐若现，凯旋门也进入半隐身模式。为应对污染天气，巴黎不得不采取了20年来第四次车辆单双号限行措施。根据当地法规，违反规则的司机，将面临22至75欧元的罚款，甚至被扣押车辆。

　　2017年1月起，巴黎将逐步推行给汽车贴“排气标签”的新规。根据车龄、尾气排放等因素将汽车分类，对应六种不同颜色的圆形标签，贴在挡风玻璃上。这样，在污染高峰期，巴黎市政府可以决定贴着哪些颜色“排气标签”的车辆准许上路行驶。

　　同样在雾霾天实施限行措施的还有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受到持续低温和气流运动缓慢的影响，从2016年11月初开始，马德里就受到雾霾的袭扰。

　　2016年12月29日，马德里市政府将雾霾预警调至仅次于最高级别的“三级预警”，向市民发出空气重度污染的警告，并启动了西班牙历史上第一次机动车单双号限行。

　　走在今天的大城市街头，早已经看不见了工业时代的烟囱和黑烟。但由于汽车数量暴增、气候变化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人们开始面对PM2.5等新的空气污染课题。据统计，20世纪60-70年代，发达国家进行环境治理较为集中的时期，各国政府都投入了巨额资金。

　　雾霾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协同作战，完善相关法规、强有力的立法和严格执行必不可少，全民参与的环保意识也不可少。我们常说，人类要同呼吸共命运，因此治霾也成为各国一致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