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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在带给极客们肾上腺素的分泌时，也同样带来了人们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担忧。在所有的担忧中，有一类担忧明确地对未来社会的劳动力分配提出了新的设问。它源于“人类大多数工作将要被机器所取代”的思维恐惧。而在我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真正会带来的结果，可能与我们大多数的估计恰恰相反。机器将把价值链上游，涉及价值观或具有极高智识门槛的工作牢牢占据，与此同时，人类将补齐那些低附加值低门槛的社会工种。

　　形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一言以蔽之，是因为人工智能展现出来的极高的机器效率刺激了社会需求的转变。

　　那么，什么是效率？

　　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合理性学说。简单说来，“价值理性”在意的是做一件事情的初衷是不是正确，而“工具理性”则是在强调做一件事情能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那个著名的电车难题，实际就是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另类思考。

　　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离不开“工具理性”的效率调节，在可能稍显残酷的社会活动中，它划定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边界——提升社会的效率和追求市场的竞争机制，恰恰是鼓励人类发挥自身才能，约束物质生活得以合规进行的重要前提。

　　而“价值理性”，则补充划出了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可能性——只有具备了向前的精神意志，和美好纯洁的信仰，才有可能将“工具”利用起来，崇高的“价值理性”赋予了人类在追求效率时，兼顾公平的能力。

　　这也便是我想说的第一点。人工智能在初期，固然只是一个只会线性完成某项任务的“工具理性”的产物，但假以时日，人工智能最终会实现拥有站在“价值理性”一侧思考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获得，将伴随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权责划分的参与和再定义。

　　已经存在事实是，人工智能展现出了逐渐拥有在“价值理性”一侧思考能力的趋势。

　　比如，在人工智能与汽车的结合应用上，人工智能已经由最初那个只知道控制方向转动角度和油门刹车力度大小的单一程序，进步到了试图开始思考碰撞选择，道德取舍的学习状态——

　　麻省理工学院认知科学家伊亚德·拉万(Iyad Rahwan)，就曾在一封公开讨论自动驾驶汽车的电子邮件中写道：

　　“每次自动驾驶汽车进行避让动作时，它就暗中决定了不同群体的危险程度。”

　　这意味着危险的判别正在逐渐建立一套独立的标准和算法。算法的好坏，就对应着社会运转的效率高低。

　　人工智能，拥有最优的效率

　　幸运的是，人工智能不会因环境等外在因素受到干预，这使得在与人工的对抗上，它达到了效率的最优。

　　要知道，人类社会的诸多难题，大多数都源于我们天生的情感顾忌，但对机器而言，“感性”是根本不构成影响或者说无法从机器角度理解的问题。任何问题摆在智能的机器面前，只存在着理论上的“最优解”，没有情感顾及地选择最优，自然就成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意大利犯罪学家龙勃罗梭（ Lombroso）在其1893年出版的《犯罪：原因和救治》一书中就单辟章节，谈及了外在环境因素对犯罪率的影响——

　　他说，智力、情感、本能、习惯、下意识反应、语言、模仿力等心理因素和人成长的环境因素都对犯罪的发生构成影响。

　　实际上，即便是针对环境因素中“天气”这个单一要素来看，人也展现出了大量的可被其干预的特征。虽然存在争议，但明镜周刊（The online Spiegel）还是报道过由Solomon Hsiang等研究人员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关于“天气对犯罪率影响”的研究报告。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

　　“median estimates indicate that the frequency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rises 4% and the frequenc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rises 14%.”（根据变化的中位数估计，每一个单位的气候变化，将造成人际暴力和群体冲突概率的提升。）

　　抛开数据指标的争议，我们能肯定的是，社会因素与自然因素对人确实在施加作用和影响，哪怕这影响有时候是极小的。

　　而在本质上，以上反映的是人作为理性和感性兼具的个体，始终无法完美调和"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问题实质。

　　但依靠数据，没有情感左右的人工智能，无疑将是这一问题最可能的解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