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电子技术没有起来之前，分享经济早就开始了，邻居之间是可以借东西的，因为大家一起住，彼此之间有感情和共同道德，不会差哪去。亲戚之间也会借东西，还有一些租赁行业早就开始了，但它不普遍。到工业革命之后，东西越多，每样东西用得越少。

　　障碍就是两条，第一是我怎么知道供需是可以搭配的，我不用的时候谁要用。比如说摩拜，如果没有这个技术，我哪里知道哪辆车空着，它在哪儿，现在我还可以把它预约住对不对？这在过去是做不到的，需要海量的信息，必须信息技术进去之后才会发现。

　　发现以后，问题就是产权的规则。产权和使用权分离，因为有产权，你还是要付费，要承担责任，如果你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共享经济很快就会销声匿迹，因为资源经不住损耗，人的行为会变异。

　　这两个问题滴滴都解决了，所以火很快就着起来，第一步是出租车，第二步是私家车的一部分。

　　但中国人的Airbnb，就比较麻烦。中国人的家让别人来住，你也担心他也担心。我这次去美国到处住Airbnb。 美国人当然很爱自己的房子，但是，他相信在你这种收入水平下，你来住不会会把家里的痰盂搬走。所以经济和文化要要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建立这种信任 。

　　所以归总起来是信息成本问题，怎么甄别？是否能建立信任？互联网带来的进步是在更高水平下，让产权交易规则得到更好的体验。

　　当然经济学现在还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免费经济。现在我们也在研究。

　　硅谷是开放式创新，和波士顿不同，波士顿全是专利墙，构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壁垒。互联网公司不靠这个，免费让大家用。那别人抄你，和你竞争怎么办？快速迭代。你学会1，我出来5；你出来5，我出来25。如果不能快速迭代，麻烦就大了。

　　免费，对于往下打是非常重要的。

　　那问题来了，传统经济有没有免费的？有些厂家为什么把奶粉送到妇幼医院，免费给新生儿使用？小孩喝一口就惨了，他对好的奶粉有依赖性。有的品牌为什么把洗发水送到女生宿舍？女生用了之后体验好就会买，还会为它打广告。

　　免费早就有了，免费和产权规则是不是绝对对立，这还要进一步研究。

　　德国大企业的研发模式，和以大学为中心的美国研发模式，也要比较。这里有一些产权规则的不同。拜杜法案的厉害就在这里，它也是产权界定。联邦的钱投资产生的专利应该是全美国人民的财富，为什么只给特定的人？它倒不叫国有资产流失，但美国也有这个担心，所以形成了大量联邦财产投资的研究发现被束之高阁的问题。

　　有议员就出来行动了，搞出了拜杜法案——规定这类研发投入产生的专利属于大学财产；大学根据法律规定，有权把这些财产给中小企业使用，使用的时候可以收使用费。这下才把知识通向市场的整个环节打通，也刺激了中小企业的活力。这个题目我们也在研究。

　　Q：我有一个困惑，中国这几年新的科技不被公众所接受，公众和科技离得有些远，甚至公众在害怕、恐惧，甚至排斥一些新的科技，比如转基因、核电、人造鸡蛋。怎么解决这些冲突，您有没有这方面的思考？

　　A：这个问题由来已久。 所谓创新，就是和大家流行的东西、习惯的东西有所不同，越大的创新引发的冲突越大，有的甚至带来世界观的变化，比如太阳绕着地球转还是地球绕着太阳转。

　　第二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需要有经验的积累。有很多东西不要指望一下子全国人民都同意，不要指望一上来就全国流行。

　　你看研究流行病的模型，一开始都在点位上发生。厉以宁研究产业革命时提出“发疹子”模型，疹子不是一下全身都发出来的，是一些地方先发再扩散。所以为什么高浓度高密度特别重要，一个局部先发展，有了效果再说服别人会更容易。

　　另外中国很多新产品的推行，在区域之间有很大区别。上海人赶时髦，什么衣服都敢穿，在这里光荣的行为到山西有可能被笑话死。

　　对所有新的东西都有两个态度，一种我就认为它是好的，直到你有证据证明它是坏的；还有一种，我认为它是坏的，除非你有证据证明它是好的。普通人对待新知天然会存在两种不同的认知态度。剩下就是就是密度问题。 科学创新问题，特别是从原理出发往产品走，要面对的认知上的冲突是非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