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年前，地球上最伟大的新闻工作者之一，三次拿到普利策新闻奖的托马斯 · 弗里德曼，提出了 “金色拱门理论”：

　　任何两个有麦当劳的国家之间，都没打过仗。

　　后来的案例证明了这个理论并不严谨。但在冷战刚结束的 90 年代初，一个拥有麦当劳的社会，基本上等同于一个经济稳定、中产力量强盛的社会。人们对经济发展的兴趣超过了意识形态，对消费的欲望超过了打仗。

　　在这个理论出现之前，还有财经杂志把巨无霸当黄金使，弄出来一个 “巨无霸汉堡指数”，评估各国币值是否被高估或低估。

　　也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第一家麦当劳在深圳开业。中国人第一次见识到跨国集团的标准化服务，目瞪口呆，更不要提超级严苛的卫生标准和柜台后面那堆自动化的机器设备。

　　当年慕名去吃的人从二楼排到一楼，再绕着西华宫（当时的深圳年轻人逛街圣地）光华楼转了整整一圈。吃一顿麦当劳跟吃一顿喜酒差不多，全家老少一起出动，小孩子穿上好看的衣服，一股庄重的仪式感。

　　有些家庭条件特别好的，不愿意凑这种热闹，直接包了整个麦当劳办婚礼。四、五代人同堂，吃着麦乐鸡喝着奶昔，在麦当劳叔叔、滑嘟嘟和汉堡神偷的见证下，掀起盖头给对方的无名指带上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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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小就很喜欢吃麦当劳。

　　我在广州长大，家住天河区，离家最近的麦当劳在 “天河城”，当时全羊城最旺的商场。这意味着对我来说，麦当劳日 = 一顿饕餮盛宴 + 难得的全家集体出行 + 两件新的班尼路或佐丹奴。

　　把吃麦当劳、穿班尼路这种随时可以复现的经历视若珍宝，好像有点可悲。但我就是那个可悲的 90 后城市小孩，我没有在田野间挖蚯蚓捉知了的经历，也不曾在松软大地上骑自行车上天入地。麦当劳儿童区的滑梯和波波池就是我最宝贵的孩童记忆，谁能笑我没有童年呢。

　　麦当劳一直扮演着我的迪士尼，直到我度过青春期。大学的时候，和宿舍里两个朋友想疯狂一把，叫了整整一百块麦乐鸡的外卖。想象中一百块麦乐鸡应该能堆得跟山一样高，实际上餐到的时候，也不过勉强填满了一层小桌板。

　　小桌板放在宿舍中间，几个人狼吞虎咽，吃了大概一半，又饱又腻，各自又扭过头打游戏去。

　　我没那么爱吃了，但麦当劳一直以不同角色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大学里一些同学会去麦当劳打工。如果你同学在学校食堂勤工俭学，你可能会尽量避开他的窗口，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处理四目相对时的尴尬。但如果你的室友在麦当劳打工，你每天都会去买一个圆筒冰淇林，还要监督他帮你把圆筒中间的空心部分也填得满满的。

　　没在麦当劳打过工的学生，也一定在麦当劳通宵自习过。24 小时营业，有空调有厕所有咖啡，还能续杯，没有比这里更适合学生刷夜复习的地方。

　　去年一次加班至深夜，路过中关村创业大街对面的麦当劳，看到一个认识的创业团队在里面加班。问起来，说是大街停电，几家咖啡馆都提前关门了，整个中关村只有这里能待上一晚。

　　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麦当劳最显著的功能，还是无处不在的移动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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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麦当劳内地和香港的业务被中资收购，引发人们又开始讨论关于外企在中国生存的终极问题：本地化。

　　到底什么是本地化？抛开消费者的消费习惯部分，“本地化”很多时候的体现，就是如何在 “企业社会责任” 上尽量少花钱、如何高效避税、如何设计低成本又能激励员工加班的机制、如何迎合微博网友的口味处理公关危机……

　　耿直的外企哪懂这么多啊。所以行事上显得无比谨慎。知乎上有道题，问为什么大家都说要逃离外企，用户 @萧艾 曾经在外企的法务部门工作过，她说

　　每次国家新出台任何政策，法务解读完就会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群发邮件，上传下达到每一个人。文案、人物形象使用、产品说明、活动描述等等，这些都要 legal 部门过目。相比起来国内很多公司，限制就少得多，有刚来的同事问 “为什么其他公司能明目张胆这样说而我们不能”，为什么，j2直播，因为你是外企，要罚就先罚你呀。

　　麦当劳近来在中国捅过最大的篓子，大概就是 “速成鸡” 事情。央视说以前一只鸡养一年，现在这些洋快餐用的鸡 45 天就出笼了，两斤饲料长一斤肉，谁敢吃？

　　但你只要花十五分钟，到知乎或者果壳转半圈，你就知道以现代养殖技术来说，45 天出笼只能说还是相对落伍，国外的 40 天就出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