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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陶渊明曾想象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18-19世纪的欧洲人也曾向往没有欺诈、没有斗争、和平美好的美洲印第安人原始生活。由此产生的“高贵的野蛮人”概念对欧洲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撰文 张羿 当人们走进巴黎历史博物馆（又称卡纳瓦列博物馆，Musée Carnavalet）的展馆时，一定会被一座站立在楼梯上肚子上贴着钟盘的和蔼可亲的老年黑人雕像（图1）所吸引，很多人还会与他合影留念。这个有趣而又令人难忘的展品实际上是对巴黎著名的设计师、青铜雕塑家让-西蒙·代沃别利耶（Jean-Simon Deverberie, 1764-1824年）以及他的一系列作品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
图1. 肚子上带钟盘的持烟斗老年黑人雕像，现陈列于巴黎历史博物馆。（图片来源：笔者本人摄影） 让-西蒙·代沃别利耶是一位非常成功的设计师、青铜雕塑家、青铜制品与高端奢侈品商人。有记录表示，直到1800年他一直住在巴赫别特大街（Rue Barbette）。四年后，他将业务搬到了圣殿大道（Boulevard du Temple）。在1812至1824年期间，他的公司代沃别利耶与坎帕尼（Deverberie & Compagnie）将总部设在了福赛-都-圣殿大街（Rue des Fossés-du-Temple）。代沃别利耶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他设计并制造了一系列青铜艺术品，其中最著名的是表现“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即表现黑人或美洲印第安人的理想化生活方式的重要钟表模型系列作品。 “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概念是当时欧洲人对那些遥远的远离欧洲文明的美洲印第安人原始生活的一种向往，他们认为那应该是一种没有欺诈、没有政治斗争的和平而又美好的自然生活。这一潮流从18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初，是受到了大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在《论人类不平等之起源》中论述的“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概念以及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激励而产生的，它也是欧洲废除奴隶制度的先声（注：法国的奴隶制度曾在大革命时期被彻底废除，但后来在拿破仑时代又被恢复；法国真正完全废除奴隶制度是在1848年4月27日，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代）。
图2. 保罗·高更，《塔西提岛沙滩上的女人》，画布油画，高69厘米，宽 91厘米，1891年创作，现陈列于巴黎奥赛美术馆。（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关于“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概念在绘画艺术方面的体现，许多人都会自然地联想到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年）创作的有关远离欧洲文明中心的塔西提岛上的“野蛮人”田园牧歌般的生活题材艺术作品（图2）。但实际上，这种思潮在装饰艺术方面出现得更早，而且相关作品从初至今一直是各大博物馆与收藏家们热心追逐与收藏的对象。代沃别利耶正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种追求西方文明中心以外的“高贵的野蛮人”生活方式在装饰艺术领域的代表。本文将通过他设计的几个钟表来介绍其作品与艺术成就。 根据著名小说《保罗与维吉尼》 创作的钟表 在18世纪晚期以前，除了中国风（chinoiserie）和日本风（japonaiserie）的钟表之外，具有异国情调的人物极少出现在法国与欧洲的装饰艺术之中。第一个“黑人”（au nègre）或“野蛮人”（au sauvage）形象的钟表直到波旁王朝结束时才出现，更精确地说，直到18世纪最后十几年才开始出现。这类钟表是当时哲学思潮的某种回声，而这种哲学思潮的来源是一些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年）的一部充满基督教理想主义的作品《阿达拉》（Atala），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年）于1719年发表的名著《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以及雅克-亨利·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Jacques-Henri Bernardin de Saint-Pierre，1737-1814年）于1787年发表的小说《保罗与维吉尼》（Paul et Virginie）。 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的小说《保罗与维吉尼》讲述的是纯真的丧失，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书中讲述了生活在法属岛屿（现在称为毛里求斯岛，即Île Maurice）上两个年轻人保罗与维吉尼的爱情故事。保罗与维吉尼出生于不同的家庭，他们一起长大并彼此相爱，但维吉尼的母亲却用将女儿送到法国本土上学的方式结束了他们的爱情。几年后，维吉尼将重返岛屿，但她乘坐的船却不幸遇难沉没了，她最终死在了保罗的怀抱之中。18世纪制作的钟表中有几个是表现这部小说中两位年轻人的故事的，有时还会加上多明戈（Domingue），他是名奴隶但同时也是两位年轻人的知己，并为他们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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