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古都西安的张圣容在台湾长大。那时，台湾的高中要求学生提前决定大学所学的专业，这让中学时代既痴迷于中国文学又钟情于数学的张圣容颇有些为难。考虑到全家刚刚从大陆搬迁到台湾，生活上还很拮据，懂事的张圣容最终选择了数学，因为在当时经济不景气的台湾，具有理工科背景的年轻人更容易安身立命。

　　对于这个选择，在外人看来或许有些许遗憾，但张圣容却将其视为：“我们同班同学中，许多也都是从高中选择了大学的数学专业，但最后却发现自己对数学并没有多少兴趣。我虽然选择数学，atv，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立的考量，最后却惊喜地发现，我对数学的热爱是真诚而持久的。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幸运。”

　　大学毕业后，张圣容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念研究所，当时华裔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也在那里任教。研究所的学习生活使张圣容眼界大开，也让她接触到了何为“真正的数学”，以及何为真正的研究。在伯克利，张圣容结识了很多优秀的同学和老师，正是研究所这四年的学术生活，让她深深意识到，自己对数学的激情与喜爱，足够支撑她将其作为终身的事业去追求。

　　说起给自己以深刻影响的老师们，张圣容如数家珍。而这些“相遇”在她眼中同样是一种“幸运”。

　　张圣容读书时的台湾大学，师资十分匮乏，但她那一级刚巧有一位从斯坦福大学拿了博士学位的王九奎老师回到台大数学系教授微积分。这使张圣容的微积分基础打得非常好，提到启蒙老师，张圣容至今仍心存感激。

　　在伯克利的研究所，从指导教师Donald E. Sarason身上学到的严谨、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以及Sarason对待学生的关爱与耐心，让张圣容受用终生。张圣容回忆，因为毕业之初的几年曾多次更换工作，求职上的不顺利一度让她颇为沮丧。虽然Sarason平日里是一个沉默寡言、不爱言辞的人，却在发现张圣容的情绪低落时特别写信开导她，鼓励她持守数学之心，这让张圣容感动不已。“女数学家，尤其是早年，在工作上会受到歧视，这种歧视时而有形时而无形，但你常常都能够感受到人家不将你当回事，对你做研究没有期望，觉得你不会前进的那种态度。可是我的老师一直在有意无意地鼓励我，来坚定我的意志”。

　　除了Sarason，张圣容还遇到了其他几位数学大师，他们也都以各自的方式鼓励她。每每她碰到困难，他们或是在精神上支持，或是暗自提供帮助。这让张圣容深深感觉到，固然身边对女数学家的歧视依然存在，但在学术界中，对后辈提携、爱护的老师依然大有人在。

　　也正是这样的经历让张圣容懂得，老师所能教授给学生的，不局限于学问，更重要的是对于学术的坚持、对于未来的肯定。学生能够从老师身上获益的东西，远不局限于学问之上，更重要的是治学态度与为人的坚守。多年后，当张圣容面对自己所带的研究生、博士生时，所信守的正是当年从老师们身上领悟出的这些道理。

　　尽管早年的求学与求职一波三折，但是“幸运”却始终是张圣容在回望自己人生轨迹时最常用到的关键词。早年工作环境的不顺与社会对女科学家的偏见，没有在她的观念中留下一丝偏激的怨念，相反，留给她的尽是困苦中人性的可贵，珍视生命体验的感念。张圣容对于过往的描述往往是轻描淡写的勾勒，而就在这份云淡风轻中，让人感受到的，是一份平和中的硬朗，对于艰难生活的感激，以及对于科学研究的笃定和坚持。在外人看来，张圣容像一个迷恋于世界未知之物的孩子，将最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无限的数学世界中，不屑于描述精神世界以外的不公与冗杂。

　　数学随处可做，最宜女生照顾家庭

　　作为一个女科学家，如何协调好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如何在做好科研的同时，更好地照顾儿女。这是张圣容经常被问及的问题。

　　对此，张圣容坦诚地说，对于女孩子来讲，最大的困难在于，在学术上站立起来的时间与成家、生小孩的时间往往是重合的，学业上、工作上最需要冲刺、压力最大的时候，也是家庭生活中最需要投入精力的时候。

　　这样的困难，对于当时夫妻二人都在数学领域打拼的张圣容来说，更是不易。他们育有一儿一女，大儿子出生的三年后，又迎来了第二个孩子，而女儿降生的那几年正是张圣容人生中最忙碌的几年。“那时候我在UCLA教书，印象里我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几乎每天都是一早起来就赶去学校，研究啊、备课啊、与同事进行学术讨论啊，常常到了下午三四点钟以后突然感到头昏，才想起来，哦，原来忘了吃中饭。这种情况常常发生。每天晚上回来就照顾小孩，白天是由我父母帮忙照顾，那几年真的可以说是马不停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