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刚开始跟风险投资机构打交道的时候，看到身边风险投资机构跟其他公司签了Term Sheet(投资框架协议)最后反悔，导致这些公司错过跟其他机构的谈判机会，我都觉得惊讶。

　　因为投资框架协议仅单方面限制公司接触其他投资人这一条有法律效应，对投资人没有限制，所以从法律上来说投资机构这么做是没有问题的。

　　后来我第二轮融资的时候，公司和投资人签署完具有双方约束法律效应的SPA(正式投资协议文件)，一起给媒体提供了融资信息后，投资款最终照样没到齐。

　　如果问我，既然都有法律约束，为什么不能让签署协议的股东打钱？而且我这件事从来没有公开说过。为什么呢？因为太危险了。诉讼，就算真的有希望，需要的时间是几个月还是一年没人能预测，在那之前公司很可能就没有资金运转了，所以我至今还没看到有人敢这么做。

　　除此之外，这样做本身就意味着跟股东公开撕破脸。引用股东源码资本的合伙人曹毅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跟我说的话：“你还想不想在圈子里混了？你公司还想不想以后融资了？”

　　我的诉求很明确，就是业务已经汇报了，公司快没钱运转了， 你们的钱啥时候打？如果有什么疑虑的话，是毁约吗？确定毁约的话直接告诉我，不要反复开电话会议找理由了，已经几个月了，我们得明确废弃之前的合同，我才能赶紧寻找投资人给公司续命啊。

　　要不然公司有上一轮的投资合同束缚，股东应付投资款又不到账，就连新一轮投资人问我们上一轮的确定的融资额到底是多少都不能回答，上一轮投资没结束的情况下，下一轮没办法进行。

　　好几次快要发不出工资，我焦头烂额为了钱到处跑，但同事们并不知道有这么多次危机，因为无论如何我还是按时在每个月10号发出了，没有耽误过。

　　从去年8月份接下来的一年，公司的投资款到底会到账多少，我也不知道，因此预算起伏变化。股东先是催促我快速增长业务，也就是增大市场投放花钱。

　　几个月后改成告诉我停掉市场投放，是停掉噢。如果我这次仍然这么执行，那么就相当于放弃接下来的融资了。

　　之前一轮的投资款还没有到账，又损失掉下一轮融资的希望，这样谁来负责呢。当我这样回问股东的时候，没有得到答复。

　　创业公司COO年限高达300万

　　最后第二轮的投资款加起来总共3400万，并且按照这个数字重新修改了协议。此前红杉投资人介绍了闲鱼的运营负责人季诺来空空狐担任COO，周亚辉支付给COO 300万，这笔钱由于是周亚辉直接支付给COO的，公司账面上没有呈现。

　　但钱是算在投资款里。也就是说，公司运营实际收到的钱是3100万。除此之外COO年薪税后200多万，税前公司支出的钱超过全公司的所有人的工资总和。

　　COO的薪资支出超过全公司总和，支出太不合理了，因此我每次都要回答未来投资人对薪资结构的质疑，而且以后引进的其他高管怎么办，薪资不可能一直这样下去。

　　所以我早晚得按照高管的市场薪资把这个支出降到合适范围，比较保险的方案是，在公司新融资到账后，再决定COO的降薪，这样即便有离职风险，也不影响全体员工的稳定性，这个职位也有足够的时间来补位。

　　跟计划不同的是，融资还没敲定的时候，资金已经很紧张，如果这种时候给COO降薪，最大的可能就是COO离职，而离职进而证实了公司资金危机，那么也许等不到融资谈妥就员工动荡投资人退缩了。如果不降薪，下个月的工资发不出来了。没有哪个方案是好的，我选降薪续命。

　　那段时间，除了跟投资人，我几乎完全不说话，实在太累了。白天去投资机构开会，晚上更新机构不断新增索要的业务数据文件到凌晨。基础数据、留存分析、复购分析、融资后市场计划、预期用户增长根据、财务预测……

　　COO没有提前跟我说，直接邮件抄送HR要离职。这时候公司正在查处信用卡套现，一边联系支付宝提供我们监管的记录，另一边第三轮融资已经见完所有合伙人，数据尽调也做完了，到了最后阶段。

　　11月10日

　　11月10日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10号是每个月发工资的日子。

　　我的个人存款全部垫付公司支出以外，员工的工资缺口45万是我前一天晚上飞回重庆借的。为了不延迟发工资，还没来得及赶回北京我就先把借的钱打到了公司账户上。COO是除我之外唯一一个没发工资的，其他同事的工资都发了。

　　第二件事，COO打电话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