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晚，阿里影业宣布对现有组织和业务形态进行全面升级，在内部组织方式上致力于成为内容产业的“高盛型组织”，并推出类似于“业务合伙人”形态的管理结构和激励机制。阿里巴巴影业董事局主席俞永福将兼任CEO，原CEO张强和原总裁张蔚转任联席总裁，向俞永福直接汇报。这是继11月21日俞永福担任阿里影业董事局主席之后第一次大的人事和业务调整。

　　在公告发布之后，俞永福发布内部信，内容归纳有以下两点：1.阿里影业要避免影视行业的高资金、高人才密集度和高风险问题；2.学习扁平化和风控能力较强的“高盛型组织”。

　　在俞永福看来，阿里影业作为一家“非传统”影视公司，必须通过组织内部的优化来规避传统影视公司的一系列问题，那么，此次阿里影业学习“高盛型组织”能避免阿里影业出现行业常见的“三高”问题吗？

　　组织结构调整可以全面提高阿里影业风控能力吗？

　　在12月5日晚俞永福的内部信中，其反复强调的“高盛型组织”大概有几大特点：1.极度扁平化，即便是全球性的投资银行,其岗位级别也就只有5级;2.合伙人制度，每两年一轮的合伙人晋升，只有约1.5%的员工可以成为合伙人，以此将最优秀人才招致麾下；3.强化中后台，提高风控能力，在高盛3万多名员工中，三分之二以上属于中后台。

　　对比高盛，俞永福接下来要在几个方面进行组织调整：1.亲自担任CEO参与业务第一线，推行扁平化，减少决策到执行的中间环节；2.继续网络人才，不排除名导和名演员以及线下诸多资源的业内人士的加盟；3.提高中后台业务人员比例，显然会加大发行资源的调配力度，大数据、线上资源入口以及线下院线资源把控能力加强。

　　长期以来，江志强的安乐影业和好莱坞为代表的大影视公司一直是业内学习的焦点，前者负责人事必躬亲，看剧本谈演员甚至路演发行亲力亲为，发行多为精品，但表态坚决不上市，力求在自己可把握的空间内实现商业效益最大化；而后者则属于资源和人力的最大调配，高投入往往伴有高风险。

　　在铁哥看来，此次阿里影业学习“高盛型组织”其乃是力求在两者之中寻求一个平衡点，j2直播，即在提高单片盈利同时亦有商业的规模化体现，通过线上宣发和大数据能力来降低单片的风险。

　　为何影视行业会有三高

　　《我不是潘金莲》上映19天获得3.8亿票房，如果无意外，该电影最终票房应该在4亿左右，距离5亿的保底票房尚有一定距离。这部聚集了名导、名演员、名编剧，在海外电影界获奖的所谓“优质影片”并未获得理想的商业效果，这也是冯小刚继《1942》之后的第二次票房失利。此外，张艺谋的《归来》取得2.94亿票房，陈凯歌的《道士下山》近4亿票房，均未取得理想的商业收益。

　　国内三大名导近年纷纷失利，而年轻一代导演的发挥又极不稳定，如陆川在《南京南京》之后，《王的盛宴》和《九层妖塔》均为获得市场认可。即便是行业的最顶尖人才，也无法规避电影行业的风险。

　　这其中的问题究竟在哪？

　　在铁哥看来，这其实是作为艺术作品的电影与市场稀缺资源之间博弈的结果。

　　电影作为艺术作品，是满足主创团队世界观、价值观的体现，作品本身是具有鲜明的个性标签的，而如若要在市场中取得理想成绩，就必然要满足绝大多数用户的喜好，以期在有限的银幕中换得理想的票房成绩。这也是名导们追求个性化却难以获得普罗大众支持的主要原因，这自然也是03年之后掀起古装大片热的重要原因。

　　当电影要在上映期获得好的排期必须满足以下三大条件：1.与院线关系优良，院线经理愿意排片，《我不是潘金莲》声讨万达院线封杀可见院线重要；2.有良好的观众缘，不仅要有名导演名演员，且电影在创作中能精准把握用户喜好；3.密集营销和路演，王宝强的《大闹天竺》要连续路演60天。

　　只有同时满足以上三大条件，电影才有可能获得理想的票房收益，降低电影公司风险。但事实也如前文所言，作为主创人员的主观作品，在追去艺术突破和商业价值中间往往难以获得理想的平衡效果，换言之，名导在突破自己的同时可能会忽略商业上的价值，增加电影公司的风险。

　　阿里影业能躲避“三高”吗？

　　如前文所言，传统影视行业的三高是根本无法完全避免的。国内的华谊、光线甚至是斯皮尔伯格的安培林，即便有较为完善的风控把握体系，也不时会有亏损现象。

　　那么，作为俞永福的“非传统”影视公司的阿里影业，凭什么能降低影视行业的三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