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浪队规则意识的淡薄在节目中有很多表现，并且对不遵守规则有着各种各样的说辞。除了黄欢搬出的“创新”说之外，我记得另外一名队员还辩解说创业很艰难，首先要保证活下来，如果为了生存可以做出一些破格的举动。我认为正是这样一种逻辑破坏了创业环境乃至整个中国的商业环境。反过来，不遵守规则的创业者又以商业环境的恶化作为为自己不正当行为开脱的理由。

　　如果为了创新和生存就可以打破规则，那么当所有的企业都不遵守规则时，可想而知商业环境将会更加恶劣，那种情况下又何谈创新与生存？

　　集体主义的崩塌

　　中国企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过分强调集体意识，个人的能力被压制个性被抹杀，在集体中是螺丝钉式的生存。随着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西方文化的冲击，又迅速进入一个个性被大力推崇的时代。然而个性在长久压抑之后得以集中释放，又让我们走进了集体的反面，集体主义彻底崩塌，个人特征过于鲜明，继而以自我为中心，反对任何集体与权威。

　　与前浪队明显的集体化分工协作不同，后浪队成员个个性格鲜明自有主张，往往听不进去他人的意见，每个人都把自己当做权威。黄欢指责王思明“太自大了”，王思明认为黄欢太自我，不尊重别人意见。王海川根本不听工作人员指挥，直播，完全忽视队长的存在，越权宣读任务卡。到了复盘投票环节，几名成员互相揭短指责推卸自身责任。种种表现都反映出后浪队整体缺乏必要的集体意识。

　　当每个人都将自己视为权威时，集体或者说团队的概念是不成立的。这也是前浪队多次批评后浪队不团结的原因所在。

　　逻辑思维的创始人罗振宇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U盘式生存”，他认为现代社会的每个人都有自己赖以生存的手艺，不必非得进入一个公司或组织也可以获得很好的生存。这让许多职场人觉得自己凭借一项技能到任何公司都能生存，在一家公司工作不顺利不开心了随时可以走人。我认为罗振宇提出的这一概念是对集体主义进一步的瓦解，对现代企业管理体系的巨大冲击。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年轻人的生存困境，但站在企业发展的高度上并不是件好事。

　　后浪队的成员在各自的企业里都是最高决策者，他们的管理才能和工作能力也许让他们认为自己在任何组织中都有生存之地，但当这个U盘插在后浪队这台电脑上时，却发现与其他“U盘”发生了冲突和不兼容。过于鲜明的个人特征让这个临时组建起来的集体完全失去了运转效率。

　　集体化的管理模式显然已经不再适合今天的企业，但如果过分推崇个人的力量，反对集体和权威，显然会让企业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

　　人情社会的遗毒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在不该讲人情的时候讲人情，这就是中国社会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企业经营中也同样如此。

　　董明珠曾经讲过自己一段亲身经历，她哥哥给她打电话说一个经销商请他帮忙拿点货，董明珠非但没有帮哥哥的忙，atv，还停了那个经销商半个月的货。她哥哥后来写信说要跟他绝交。因为这件事，董明珠一度被人指责“六亲不认”。

　　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意识到董明珠并非六亲不认，也认识到了在企业中讲人情的危害，中国也逐渐开始褪去人情社会的色彩。不过非常遗憾地是，在《我是创始人》中后浪队的表现再次让人看到了人情社会的影子。

　　王海川曾在投票环节自作主张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要保护女性，也就是不能让女队员出局。坐在休息室的王小川听了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很明显，王海川是在保护王思明，抛开二人的同学关系不说，哪怕是单纯地出于保护女性目的也不应该。在企业经营中如果出现损失，过错在谁，谁就应该承担责任，也理应按照规则出局。如果在这个时候不顾原则反而讲人情，无论对其他员工还是企业都不公平，难以服众。

　　向来不合的黄欢和王思明达成共识不投对方票，另外两名因为王海川有言在先不投女队员票，结果无辜的卢庚戌成了人情的牺牲品。我认为这不是误伤不误伤的问题，而是到了胡闹的程度。如果换做后浪队这些成员是当年的董明珠，相信格力也不会走到今天。

　　急功近利，缺乏远见

　　前不久与一个销售音响设备的朋友聊天，他讲到德国一些厂牌在做工上真的能够感觉到一种“工匠精神”，也正因为对细节的一丝不苟才成就了品牌的声誉，但同时也因此产能不足无法获得更大的利润。有些品牌后来被中国的企业收购，立刻被降低标准实行大规模量产，最后虽然在短时间内赚到了钱，品牌声誉也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