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与老一辈企业家的思维碰撞与商业手段的较量中，暴露出的价值体系混乱、对规则的漠视以及集体协作精神的缺失，都令人怀疑这样的“后浪”究竟能不能把“前浪”推到沙滩上。

　　从创业大潮中浮出水面的年轻一代创始人，尽管接受过更为完整的现代教育和先进技术与创新思维的洗礼，但在与老一辈企业家的思维碰撞与商业手段的较量中，暴露出的价值体系混乱、对规则的漠视以及集体协作精神的缺失，都令人怀疑这样的“后浪”究竟能不能把“前浪”推到沙滩上。

　　这就是我在看完浙江卫视《我是创始人》这档创业真人秀节目之后的直接感受。一直被指责有心机的王思明在第三期节目的复盘阶段说了一句话为自己辩护，“创始人不应该有心机吗？我觉得在中国这是必须的。”王思明以中国社会和商业环境的特殊性为自己开脱，继而将“中国式”的心机和手段运用到商业竞争中，这番辩解听来让人心情复杂。

　　王思明的行事方式争议一直很大，在年轻创始人中也很有代表性。事实上在很多年轻创业者特别是互联网创业者身上都能够看到一种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他们对以硅谷企业为代表的西方企业文化与经营理念极为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又视颇具“中国特色”的行事方式为商场生存法则。这种矛盾现象的存在恰恰反映出年轻创业者价值体系的混乱。

　　相比董明珠、张良这样的老一辈企业家，后浪队成员们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他们的问题有着更为深层的因素，而不只是简单的商战经验不足。在我看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价值体系的混乱

　　创业的过程是艰难的，很大原因在于市场竞争的激烈。为了在竞争中存活下来，创业者很容易形成一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价值观，而这些手段从道德层面看往往是不光彩的。《我是创始人》中后浪队信奉的很像是一种“创业达尔文主义”，在他们看来使用一些必要的不光彩的手段赢得竞争是一种理所当然，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不因自己的不光彩手段而产生羞耻感反而认为理所当然，这种价值观让我想起我们的邻国日本来。美国学者曾对日本文化下过一个定义叫“耻感文化”，在日本很多人会因自身利益而冒犯到他人产生强烈的羞耻感。

　　距离我们最近的例子是去年一名中国人在日本打车遭遇拒载的事件，出租车公司高层在得知此事后认为这是公司经营史中的一大污点和耻辱，随后三名高管登门道歉，期间三次90度鞠躬征求乘客的原谅，并对公司全体员工加强服务意识教育，保证此类事情不再发生。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企业受耻感文化的影响颇深。

　　日本人的耻感文化追本溯源来自中国，宋代理学家朱熹说：“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言简意赅地说明了问题。“有所为有所不为”，我认为这是一套可用于创业者身上的正确的价值观。遗憾地是在《我是创始人》这档节目中，后浪队的表现让人觉得年轻创业者为了赢得竞争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第二期节目中后浪队在采购商品时试图采取垄断的方式让前浪队无法完成任务，第四期节目中后浪队全体又以拉群发红包的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在对手掌握证据的情况还矢口否认。显然，后浪队将这些并不光彩的行为视为必要的竞争手段，明明能够“有所不为”却非要“不择手段”。

　　我们不得不承认，“适者生存”的创业达尔文主义对年轻创业者的影响之深，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了年轻人创业的指导纲领，但在求生的过程中他们失去的东西似乎要更多。

　　规则意识的淡薄

　　中国企业在融入国际贸易体系的过程中曾被屡次指责不遵守国际贸易准则，而是“不按常理出牌”，以自己的方式来展开商业贸易。不过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国际贸易体系，这种指责已经越来越少了，老一辈的企业家在与国际企业合作竞争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很强的规则意识。但是在年轻的创业者身上，对规则的漠视现象依然存在。

　　后浪队的黄欢在第四期节目中语出惊人：“创始人就是要打破规则，建立规则，如果不能打破规则还创个屁业！”显然规则对于黄欢这样的创业者来说缺乏足够的约束力，在她看来规则和创新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面，事实上任何创新都应该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展开。泸州老窖董事长张良用了一句话作为点评：“红灯是不能闯的。”